1940年1月，47岁的范文澜历经辗转曲折，抵达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当时的陕北正值严冬，但他万分激动：“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在延安，他与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大熔炉，在看不见硝烟和炮火的理论战线上，以学术研究为抗战胜利、民族解放贡献了独特力量。

　　延安史学促进民族觉醒

　　作为抗日根据地学术建设中的光辉篇章之一，以范文澜等为代表人物著述的延安史学，是学术抗战的结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书籍资料不足，而历史学家们以高度的热情和使命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自己的研究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在毛泽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等思想的指引下，他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挖掘民族精神，完成了一批传世之作，激励了万千读者，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其泰曾盛赞范文澜：“他脱下教授的长衫，穿上抗日战士的军装，与民族共命运，与群众同呼吸，从中原游击战场，来到延安宝塔山下。窑洞里的油灯陪伴着他，撰成《中国通史简编》，从内容到风格都使人一新耳目；又撰成《中国近代史》，奠定了此一重要研究领域的基本格局。”他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阐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特殊规律的结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大力开拓、发展显著的新阶段。

　　范文澜正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编撰于抗战时期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得到了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其中，前者是首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古代史的著作，后者则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基础。

　　在延安，历史学家吕振羽发表了《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等大量论文；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在延安附近的大砭沟发现龙山文化遗址，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

　　延安大学延安学研究院副教授杨利文称，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中正式形成。延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以及对新中国史学研究的巨大影响方面，如将中共党史研究列入史学研究，延安史学可以说是开创性的。

　　抗日根据地学术事业发展离不开中央高度重视

　　学术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除了史学，抗日根据地的学者在哲学等多个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不倦探索并取得突出成就。如艾思奇完成了《哲学选辑》和《唯物史观》，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多个学术机构和团体，为抗日根据地的学术建设积极服务。正式成立于1941年7月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前身为1938年5月创办的马列学院），推动了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新哲学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团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此外，1940年建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等也对科学研究乃至经济建设等作出了贡献。

　　学者认为，抗日根据地学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尊重知识分子，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帮助和支持文化学术团体建立，为知识分子发挥自身作用、体现自身价值提供了平台。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列为施政的重要内容。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了发展科学事业的决议案，其主要内容包括“成立科学研究调查机关”等。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杨洪告诉记者，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学术研究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是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有一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队伍。当时的学术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国情和实际问题的探讨，特别是广大学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这些特点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研究基础，对此后学术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风范长存学术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延安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主义，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而这种精神，不是理论上的、书斋里的，而是直接联系现实生活的。杨利文认为，学者充分的现实关怀，是抗日根据地学术研究取得成就的重要动力之一。他们的理想，是了解人民的苦难、解除人民所受的痛苦和压迫。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学术建设，树立了历史的丰碑。悠悠岁月已然远去，但那批学者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风范，不仅并未褪色，反而更为光彩夺目。

　　杨洪认为，学者们在关键时刻为民族国家的奉献精神、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精神以及学术研究的民主开放精神，值得今人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指导地位、理论联系实际、团结协作，把握时代特点，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实际问题的学习和研究，这些优秀学风值得继承与发扬。

　　不过，受访学者也表示，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相比，当前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学术建设还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