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学术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可观的成绩。葛剑雄说：“不能太赞美民国学术”，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民国有大师，这个没错，但民国内忧外患，相当不安定，这还是影响了学术的发展。
1981年蛙鸣正盛的夜，一个年轻人却选择了自我毁灭。
当27岁的何怀宏第一次从报纸上读到苏克俭日记时，他为这位才华出众的同龄人的离开，感到深深的震动和忧伤。
“这个‘现在’不怎么好。”何怀宏写道。“人们得不到交流，感到自己的无力，连躲避、退隐也谈不上。你不是牺牲者就是从犯。没有激动，没有热情，没有威武雄壮，只有一些粘滞的东西。这不是为精神追求者造就的社会，对现在这种阴沉干燥的实用主义，可能不久会有更多的人厌烦。”
彼时的何怀宏，还是北京空军学院的年轻教员，工作才刚满一年。自杀，这个加缪眼中唯一的哲学问题，对这位年轻老师的触动非同小可。他暗自下定决心——要为他人、也为自己寻找到某种拯救之路。于是开始遍读存在主义经典，期冀从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找到回答。
1954—1983志学之初
没有家学渊源，也不曾做过谁的私淑弟子，出生于江西清江县一个园艺场的何怀宏，小学毕业正好赶上文革。他既学工又学农，18岁高中毕业就去内蒙古当了兵。
在时代的断章里，唯一不变的是他对读书的痴迷与执着。那个年代书很少，他曾和几个朋友守在废品收购部门口好久，就等人来卖旧书；也曾走上几十里路去借书，每找到一本书，就如获至宝。
这种坚韧也延伸到后来外语的自学中。
1979年，25岁的何怀宏作为政治机关的干事调离内蒙，到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习。他把英文书拆成一页一页的，每天学五六个小时，就这样背完了叶剑英国庆讲话英译本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硬是从语言零基础变成读写无障碍。
用同样的方法，何怀宏还自学了法语、德语、拉丁语等多门语言，并试着自己翻译外文原著，平均每天翻译三千多字。梯利的《伦理学导论》，拉罗什富科的《道德箴言录》，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一部部译稿，都是在这样勤勤恳恳、日拱一卒的努力下出来的。
也正是这些积累，奠定了他对西学的深入理解。何怀宏在《旁观集》序言中，把1978至1982年这五年，看成是自己在学界之外的“学徒时期”。早早就有志于学的他，已得其门而入。
1984—1994积厚之功
1984年，何怀宏30岁，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读研。此前，他已经在《现代外国哲学》辑刊发表了几篇分析萨特自由哲学的文章，从而得以结识一批外国哲学同好。
人大有学生读到何怀宏写的文章，请他过去做演讲。多年以后，当何怀宏回忆起80年代火热的读书学习氛围，依然很感慨：“那个时候比较开放自由，学生社团只要找到一个教室，就可以随便请人来演讲。其实我有什么资格讲啊？我还不是研究生，也不是名人。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索性就去了。我看到现场满满都是人，非常惊讶。现在不要说一个普通人，就是知名教授的演讲，可能也不如电影明星或者商业巨子吸引的听众多。”何怀宏觉得，80年代有一种单纯甚至有点空疏的思想追求，至今仍是宝贵的、可爱的。
然而80年代初的那个困惑，并没有在萨特那里找到答案。
萨特成为了一个引子。后来翻译罗尔斯的著作让何怀宏进入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理论的领域。他认为这是自己在思想学术上一次较大的转折：“我从关注个人变成关注社会，从注重非理性转到注重理性，从悲观而稍稍乐观。我觉得人总要做点什么，也总能做点什么。”
在阅读了大量西学著作后，何怀宏决定系统地阅读中国典籍。于是写下一句座右铭：“以大学读小学，以博士学识字。”他准备老老实实地从文字训诂入手，遍读经史子集。
何怀宏制定了相当严格的读书计划。他按照历史的顺序读完了先秦除甲骨、金文之外的全部文字典籍，魏晋的主要经典和隋唐的主要思想性著作，以及宋、元、明、清最重要的思想性作品。
那段时间，他写繁体字、练书法，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力求接近古代，好更加贴近古人的心灵。
1989年，他开始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并在四年之后得到了去哈佛访学的机会。他几乎跑遍了哈佛每一个图书馆，对所需书籍的摆放位置熟谙于心。
《庄子·逍遥游》有谓：“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从1984到1994，这十年的读书生活，是紧张而充实的积厚之功。不仅让何怀宏真正意识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和意义，还进一步深化了之前西学的认识。这些都为《良心论》的横空出世打下了基础。
1994—2014为道德重建鼓与呼
自1840年英吉利的炮声震碎了中国传统社会，相应的伦理秩序和价值体系也趋解体。道德重建，路在何方？
很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道德需要一个哲学基础。90年代初，读完《心体与性体》的何怀宏对牟宗三的解决并不满意。
于是在1994年有了《良心论》的出版。这本书试图对传统正义和天道性理做出了现代意义上的重新解释，由此构建一种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的个人伦理。
《良心论》认为，恻隐和仁爱最能彰显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色。一个人道德动力的“发端”是恻隐，而努力方向的“发端”是由近及远的仁爱。何怀宏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立己之道是诚信，如此才能保证自身的一贯和完整，而又达成一个守信互信的社会；个人的处人之道是忠恕，如此才能与价值趋于多元的现代社会稳定结合。
《良心论》的体系以恻隐、仁爱为道德发端之源泉；以诚信、忠恕为处己待人之要义；以敬义、明理为道德转化之关键；以生生、为为为群己关系之枢纽。
有人评价这本书是继《新民说》之后中国伦理学曲折发展的一个完成，也是新世纪的一个起步。
何怀宏果然没有止步于此。1998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底线伦理。他认为，在现代多元社会，人们可以追求不一样的目标，做相当歧异的事情，但有一些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会赞同，并且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遵循。
那这些基本行为准则是什么呢？可以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概括。人人都不希望被别人伤害、杀戮、欺骗、凌辱，那么每个人也要做到不这样对待他人。何怀宏认为，这就是底线伦理，也是普世价值。
时间进入到新世纪，已过不惑之年的何怀宏到了北大哲学系任教。21世纪的头十年，新闻上曝光的道德问题日益增多、道德滑坡频频提及。小悦悦事件，动车事件，彭宇案，一个个让人心寒的消息接踵而来。这个时代怎么了？为什么做一个好人如此艰难？如何才能唤醒人们的道德勇气？
这些问题也一直牵引着何怀宏的心。2013年，《新纲常：探讨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出版，接续纲常传统，提出了新三纲五常。他给传统的三纲赋予了新的义涵：民为政纲、义为人纲、生为物纲，又对五常重新定义，将之分为两部分：五常伦，即五种经常性的需要人来处理的社会关系；五常德，即人应当具有的五种持久性的德性。
通过这样的阐释，何怀宏希望一种温和而坚定的中道力量能够兴起且成为稳固的主流，也希望这本书里面的探讨能够成为未来社会道德根基的选项之一。
新三纲最别具匠心之处是把“生为物纲”加入进来，不是站在人类中心的角度，而是将人纳入到自然中来审视天人关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道德往往表现为生活里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老人摔倒了扶不扶，见到一个乞丐给不给钱，考试时好朋友希望帮他作弊你帮不帮，等等。这样一些小事情，却会困扰很多人。究竟我们该如何选择？只听命于良心、不拘囿于人情的道德行为怎么可能呢？何怀宏说：“你要先去尝试一下，先行动，才会更加坚定内心的道德命令。”
不遵循道德并不代表人性恶。何怀宏说他当年放弃研究萨特，是因为觉得萨特对人性并没有真实的了解。仅仅主张个人意志，不太看重社会条件，这是有问题的。除了自身的道德信念之外，道德一定需要制度支持或物质保障。比如政府在制度和法律上对于道德行为给予一些物质支持。
何怀宏的文字典雅而不古奥、明快而不细碎。他书中有两个小故事颇为意味深长。一个故事是说有个人突遭变故欠了很多钱，债主都已经愿意谅解他了，但这个人依然倾尽毕生之力，偿还了一笔笔欠款；另一个故事是说在欧洲某公园有项规定，春天新草萌生的时候暂时不允许踩踏草坪。这一天小朋友玩耍的时候，手里牵着的气球一不小心飘到草坪上空去了。但是父母拉住了他，不让过去捡。
何怀宏说，第一种情况不容易遇到，并且一个社会里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它展现了底线伦理的深度；第二种情况则不难做到但也往往人们不屑于做，而一个社会却必须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做才能维系这些规范，它展现了底线道德所需的广度。
虽然欠债还钱的诚信守信和对公共生活规范的遵守都是基本的义务，它们却需要一种高度尊重规范的精神。
整个采访过程，何怀宏的回答始终逻辑清晰、不蔓不枝。他的观点理性温和，总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少作惊世骇俗之语。结束采访之后，我莫名地想起一句话，“柔质冲寒香若簇”。也就是这样润物无声，才能慢慢推动一些观念的改变吧。
对话
课题意识压倒问题意识肯定做不出真学问
读书报：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何怀宏：最近看历史书比较多。因为我在上一门课《政治史和伦理研究》，不过主要偏统治史。现在中国做思想史的太多了。比如先秦每一位思想家，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而且是反复地做。其实更应该从实际的政治史来梳理政治理念，这可能比思想史更有意义。比如国外福山等人从政治制度或者政治运动着手，而不是直接从思想家的著作着手。
读书报：现在哲学、伦理学算是比较边缘的人文学科。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会有美学热甚至全民学哲学的浪潮？
何怀宏：全民学哲学曾在“文革”甚至“文革”前夕有过。“文革”是一个大运动，里面有很多小运动，其中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学哲学。那时讲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甚至一个孩子也可能上台就讲用。讲用就是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学了什么什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实际上就是比较教条，会针对某个问题学习某本著作或背诵某段语录。
80年代还不是全民学哲学，只是有一种对于思想、信仰的自发关注。这和运动式的学哲学很不一样。而且主要是年轻人关注哲学，也没有蔓延到全民。
因为那时候强烈的物质诱惑还没有出现，大家更关注精神，加上国门刚打开，存在主义、美学等等很多新思想涌进来。刚从严密的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年轻人对新知识有强烈的好奇心。旧的信仰虽然破灭，但是人们对信仰本身仍然郑重其事、严肃对待。
真正的变化是从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物质，当然看世界的眼光也更广阔了。不光注意政治，精神信仰更趋多元化，但相对来说也不那么浓烈，没有信仰也不是活不下去。人们对此已经有些无所谓了，这是更深一层的危机。
读书报：李泽厚有一个说法，90年代相比之前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大家反思80年代注重思潮太过空疏，所以到90年代经济法律等注重实际的社会科学飞速发展。您怎么看？
何怀宏：对。思想淡化，学术凸显，这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关注政治，甚至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得有思想有信仰。学者应该说是和观念思想打交道比较多的，但他还得有一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另外他也要有能力让思想关注落实到各个专业领域里面去，这样才能做出比较扎实的学术成果。
当然有时候也会担心，这会不会过分专业化？会不会慢慢失去对思想和精神的关注？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比较好。
读书报：老一辈学者从那时候就有建立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心愿和尝试，您认为在今天这种心愿实现了么？伦理学学科80年代恢复建设后，现状又如何？
何怀宏：80年代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一个非常可贵的事是大环境和平，不再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学者得以有闲暇从事学术研究。1949年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多年间全是政治运动。钱锺书、季羡林那些老先生全部都下放劳动，还经常受批判。
和平、安定、闲暇是做学术基本的要件，有这几点不一定能出繁荣的学术，但没有的话一定会有很大影响。一个学术共同体也需要几十年相对安定的时间来积累、递进、发展。
现在中国学术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可观的成绩。葛剑雄说：“不能太赞美民国学术”，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民国有大师，这个没错，但民国内忧外患，相当不安定，这还是影响了学术的发展。现在的学术整体水平不仅超过八十年代，也超过民国。民国时很多东西都是介绍性的，也许我们还达不到过去少数几个大师的高度，尤其在风骨上，但现在很多思想学术作品不光是介绍引入，而且还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体系化专业化的成果总体来看是超过民国时的。
过去像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完全被意识形态掩盖了，全部要归到马克思主义，用它来代替各种各样具体的学问。伦理学80年代刚刚恢复，这三十多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个学科还比不上外国哲学或中国哲学，更别提经济学、法学了。伦理学很容易跟思想教育混淆起来，这个界限到今天也仍然不太明确。所以有不少搞伦理学的其实还是在做宣传说教的工作，没有独特的学术含量。不过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很多纠缠，我觉得前景还是可观的。
读书报：现在的学术生产其实和之前很不一样。
何怀宏：是的。我现在有点担心什么呢？就是课题意识压倒问题意识。大家都被项目、课题牵着走，掩盖、淡化了真正关心的东西。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有时候会感叹，国家花了这么多钱，一个大课题投入近百万，但是很多从题目看就觉得是泡沫，是垃圾，做不出真学问来。
有些课题确实需要物质支持，比如实证研究、田野调查。但是有些课题纯属糟蹋钱。泡沫太多，反而把真正的学术遮蔽了。90年代初知识分子比较弱势和贫困，据说“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所以有不少人下海。但现在除了一些年轻学者得不到足够的物质支持，总体上比二十多年前的条件好多了。
做学术需要和平安定以及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有这些并不必然保证学术繁荣，还得有内在驱动。学者要去寻找那些让自己有内在冲动的问题，不搞明白就不罢休。他不是来混饭的，更不是来赚钱和致富的。能够将这样热爱学问的人吸引到学术界，才有希望。而不是用各种课题分散他们的精力。
读书报：您做学问是因为内在驱动吧？
何怀宏：对。也可以说是因为我干其它的事不行，只好来干学术，学工学农学军我曾经都干得不错，也挺尽力，但不是我最擅长或者最喜欢的。学术还是我最喜欢的，而且也是我欲罢不能的。思考和写作都是我快乐的源泉。
读书报：在当前信息爆炸、人心浮躁的时代，沉下心来读大部头的著作何以可能？
何怀宏：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获取信息如此便利！这三十多年变化太快，我们的经验可能就不那么合用了。我那时候读书一定得苦苦地寻找。但现在每天都有无数的书出版，只要能上网你就可以下载到很多资料。也许年轻一代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
我们过去比较强调背诵一些经典名著，经典也不多。但是现在东西越来越多。据说国外的教英美文学的老师都感叹，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读完《战争与和平》，因为太厚了。大家习惯网上阅读，微博只有一百多字，原来博客还长一点。现在很多东西越来越短，都是短平快的。并且面临的诱惑也很多，到处都是电影、游戏、多媒体这些令人分心的东西。
不过我想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代人里面总会有那么几位读书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