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的近代化尝试。图为洋务运动期间，金陵机器制造局自制的格林炮。
梁启超从文化分层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演进分为了器物、制度、思想三期。
提要
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嬗变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近代中国在物质、制度、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演进都不成功，每个阶段不成功的叠加自然就是近代中国在文化发展上的整体上的不成功。二是近代中国虽然经过了这三个文化层面的嬗变，但每次嬗变都是在上个阶段发展不顺利乃至失败的基础上展开，故近代中国文化演进的每一阶段都具有先天不足的特征，每一发展阶段先天不足的叠加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在整体发展上的不充分。与近代中国在文化发展演进上的不成功、不充分相较，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显然超越了发展不成熟、不充分的阶段，在真正意义上开始步入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崭新发展轨道。
从历史发展的大脉络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会呈现出时起时伏的特征。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自然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在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走出历史低谷，其依靠的主要手段就是学习西学，而当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则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不管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还是发展任务的不同，都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与趋势与近代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延展，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中处处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文化发展所打下的烙印。
近代中国文化演进的轨迹与特征
梁启超曾将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进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上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中所说的“文化”是指“心理”或“人格”。如此看来，梁启超是从文化分层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演进分为了器物、制度、思想三期。梁启超关于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分期方式自其提出以后，即成为解读近现代中国发展轨迹的一种重要模式。
从文化分层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分为三大段，虽有生硬之嫌，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文化演进的基本特征：
其一，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在演进上呈现出三个有序递进的阶段，这三个发展阶段不管在内容还是在指向上均以学习西方文化为主要特征。
从文化分层理论的角度，近代中国的发展被大致划分为物质、制度、思想三个阶段的自强与变革。这三个阶段在发展演进上呈现出明显的有序递进，物质文化层面的自强大致与洋务运动相对应；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则大致与戊戌维新相对应；思想文化层面的开新则大致与新文化运动相对应。近代中国所以要在此三层面上谋求自强与变革，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言的“感觉不足”四字表述得很形象。既然感觉不足，就要迎头赶上西方。正是在这种不足“感觉”的驱动下，学习西方文化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一大主题。近代国人强调学习西学，其指向是希望中国能最终成为西方式的强国。维新派人士麦孟华曾说：“安在今日之衰亡，不可为美日之强盛哉！”这句话将近代中国文化的学习对象与目的说得很清楚：学习对象就是欧美强国，学习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由衰亡而入强盛。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包括梁启超、麦孟华在内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从整体上表现出贬中崇西的文化倾向与文化选择。梁启超曾用“舍己从人”来曲折表达这种弃中取西的文化选择。
其二，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学习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阶段性决定了每一个学习西方文化的阶段都会被下一个阶段所抛弃、淘汰。
近代中国文化三个阶段的有序递进反映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学习是一个逐步递进与深化的过程。梁启超对此曾有详论：“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期，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的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在近代中国，今日为新，明日即可能被斥为旧，社会思潮越来越趋于激进，不仅传统文化被步步淘汰乃至从整体上被否定，就是在学习西学上稍有迟疑就有“落伍”的危险。所以如此，当与国家所遭受的接连失败有关，洋务运动的失败，国人随即期盼以维新来救亡图存；维新失败后，国人开始寻找别的道路与手段。当“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后，演进的最后结果自然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整套”否定与对西方文化的“整套”学习。
当代中国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文化全面现代化之旅
总体来看，近代中国在物质、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段的发展都不充分或不成功。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的近代化尝试，甲午战争则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甲午之战后，维新变法成为时代思潮，但维新变法最终因保守派的镇压而流产。辛亥革命虽使近代中国完成了从专制王朝向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转换，但这种转换也难说成功。
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嬗变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近代中国在物质、制度、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演进都不成功，每个阶段不成功的叠加自然就是近代中国在文化发展上的整体上的不成功。二是近代中国虽然经过了这三个文化层面的嬗变，但每次嬗变都是在上个阶段发展不顺利乃至失败的基础上展开，因此近代中国文化演进的每一阶段都具有先天不足的特征，每一发展阶段先天不足的叠加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在整体发展上的不充分。与近代中国在文化发展演进上的不成功、不充分相较，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显然超越了发展不成熟、不充分的阶段，在真正意义上开始步入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崭新发展轨道。
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与近代相较已迥然不同。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是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这种压力迫使近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将眼光投向西方文化。其中的逻辑也很简单，西方打败了中国，中国若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学习西方，因此西学在近代中国大行其道。在当代中国，救亡图存已成为历史记忆，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现实地展现在国人眼前。如果说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的话，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则是国家的繁荣富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逐渐加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随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西学自近代以来在中国一支独大的文化现象将会逐步扭转。
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看，与近代中国文化由物质层到制度层再到思想层步步向前推进的阶段式发展不同，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文化各层面齐头并进的崭新面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战略布局。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有赖于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社会文化、生态文化等层面的共同推进。文化各层面在当代中国的全面推进，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终于超越了阶段性的追求。
文化阶段性的发展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特征，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近代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思维。在这种文化思维的桎梏之下，社会的阶段性发展在近代中国甚至被上升为一种历史发展规律。试图通过物质、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段渐次完成现代化的任务，看似从简到难，从文化外层到文化核心，实则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发展。这种不全面、不完整的发展即使近代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未能站在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上，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曲折性。“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与战略部署的提出与实施，标志着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发展彻底跳出了自近代以来的文化阶段性发展的局限，意味着当代中国从真正意义上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全方位地开启了全面现代化的伟大旅程。
从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学习逐渐转向文化自信
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学习。胡适表述得很清楚：“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物质机械、道德、艺术、知识、文学，甚至连身体也“不如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全盘西化的观点并非胡适首创，向西方学习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一条主线，胡适的论点无非是近代以来学习西学思想的一种极端观点而已。
与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大行其道形成对照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其结局唯有“黯然而逝”一途了。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下旨将书院改为学堂，得知这一消息后，吴汝纶如此哀叹：“但恐滔滔天下，无地容此废物耳。”“废物”二字很形象地刻画出近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时的文化自卑感。这种文化自卑感主要源于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武力较量的失败。一个落后、挨打的国家谈不上文化自尊与自信。
国与国之间在武力层面的较量最主要体现为是器物文化层面的较量。对于近代中国而言，物质上的强大与否不仅仅关涉国家强大，关涉救亡图存，还涉及制度及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物质层面是一个社会得以全面发展的基础，近代中国所以难以走出国家危亡的泥淖，难以在制度、思想层面上得以有效突破，就与近代中国在物质层面一直未能成功完成近代化转型有着密切关系。
当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相比，一大不同就是当代中国在物质文化层面已经完全摆脱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经济体大国。当中国在物质文化层面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后，将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物质文化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后将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在制度文化及思想文化层面变革与进步的步伐。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是相互联系、层层深入的三个发展层次，当物质文化发生显著变化后，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也必将产生联动式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制度文化变革、思想文化变革均是发生在物质文化变革不成熟、不成功的基础上，在这种不成熟、不成功的物质变革基础上，后续的制度变革、思想变革自然难以顺利展开。从近代中国文化演进的这种特征与规律看，当代中国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取得的成就之于未来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制度文化建设及思想文化建设都将在繁荣富强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得以展开。物质层面上的富强必将推动中国在制度文化及思想文化层面前进的步伐。
其二，物质文化的繁荣富强将会增强国人的文化自尊与文化自信，这种自尊与自信的不断增长与强化将会极大地改变自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当中国在物质文化走向自强繁荣之后，近代以来国人对中国文化产生自卑的最根本因素出现了颠覆性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将具有深远影响：一是国人的文化自尊与文化自信将会日益增强。近代中国的文化自卑最初缘于器物文化层面的落后，当代中国在物质文化上的成就必将极大地增加国人对自我文化的自信。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相应，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将会不断显现出来并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文化源泉。二是当代中国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的成功，不仅增加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还使中国人看到了文化成功发展的多种途径与多种可能性。既然中国人能凭自己的力量实现物质文化的现代化，那么就有可能在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上摆脱向西方学习的旧有轨迹，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制度文化及思想文化的建设发展道路。关于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实践与思想文化建设实践已经作出了回答。
针对近代国人一味醉心西风，林纾曾有如此批评：“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已逐渐走出“必醉西风”的阶段，还开始憧憬胜于欧人的新阶段。中华文化在流变过程中对外来文化多有学习与兼容，兼收并蓄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仍是以丰富、发展中华文化为核心，而非是让外来文化取代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正如钱穆所说：“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中华文化的传承自有其内在规律与生命力，正是这种规律与生命力决定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特性与文化发展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