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一样，每棵树木，都有自己的年龄计算方式，它无需人来推定，而是自己述说；一环一轮，疏密间也决定了自己一展身手的将来。这好像和我们述说的主题相去甚远，其实不然，文化也一样，也有自己的计龄方式；坐落于世界各地的建筑，每一座在述说自己生前身后历史的同时，作为凝固的时间，绵延流转为文化的年轮。

　　十多年前，还在大学的时候，听到赵传的那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时只是为他高亢的嗓音、忧伤的味道所“震服”，其中自然也包括时下新鲜的流行元素；只是到了这把年纪，才忽然地感受到，当时的自己是多么肤浅，——“在钢筋和水泥的丛林里”，道出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反思，也道出了现代性的落寞和孤寂。主导20世纪的工业文明，作为其重要特征的分工，它所实现的简单化、齐一性，使每个人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个相同部分，丰富的个体性最后符号化为《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它所简单化的还不只是人，甚至是人类社会中的任何部分。回到那首歌，工业时代的建筑也简单化为两者的集合——钢筋和水泥；如果说有其他的什么变化，几处的变化中也难以挥去纽约、巴黎、东京建筑的影子，那里不仅仅是世界的中心，也是世界建筑范式的张力中心。

　　我国的建筑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也许重复这样的话，很多人不高兴，但是，“明清以后无建筑”，是否是个事实，可以散见于凋落各地的“推陈翻新”。建国后的很多建筑打着“中西合璧”的名号，其实很多就是钢筋和水泥的集合，而且外形上屡试几何的方型图而不爽。至于建筑单体与建筑群体的差异、序列问题，建筑物与外部环境整体间的互构性问题，建筑与城市的功能甚或结构与审美间的兼顾等等，则更是一种奢谈。“明清以后”没有建筑并不可怕，至多是中国特有的建筑艺术形式和建筑审美风格发生断裂或缺失，可怕的是我们的建筑不再述说自我的历史，却成为西方文化年轮上的赘生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国度的不同建筑，在履行自身功能的同时，也述说着一个文明的特性和文化的变迁。我们不是建筑方面的专门研究者，无法就建筑本身或建筑的意义问题给出更多的建设性观点。但是，仅仅从记忆中抽取以往的习得也不难发现，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现了不同朝代的审美旨趣和价值取向，从中还可以触及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西安的半坡遗址，那些木架构遗址不仅使人联想起“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韩非子·五蠹》）”“上者为巢，下者营窟”（《孟子·滕文公》）等神话性的史料述说，还可以知晓一个文明初期的生存状况，看到人类早期的居住文化和墓葬俗成，以及它对今天的文化所形成的种种影响等；再有，杜牧的那首“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仅14个字，不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1400多年前的江南烟雨春景；同时，矗立于苏州城西枫桥镇的、四百八十分之一的寒山寺，不啻为“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南史·郭祖深传》）的时间化石，也为我们诉说着南北朝时那段东行转盛的佛教文化史；更有万里长城，除了作为民族的象征，同时作为世界国防工程的缩影，诉说着我国春秋以降冷兵器时代的国防史。

　　现实往往比文化的化石更为冰冷。前段时间北京的“会馆拆迁”问题，引起网络一片热议。会馆作为一个建筑群体，同样是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时间凝固，看到它，也就看到了明、清两朝以后的乡谊祭祀、科举会试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民俗和制度文化；不仅如此，每一个会馆作为个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履历，看到安徽会馆就会让人想起李鸿章曾是它的力推者，由此延伸并可能浮现于我们脑海的，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看到绍兴会馆才会知晓鲁迅曾是那里的过客，由此我们会联想到那个长有一字型胡须的新文化运动主将；看到浏阳会馆就会想起“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由此而呈现出戊戌六君子的历史群像等等。与发生在京城的现象相反，有很多地方正在充分地保护和开发“会馆文化”，如广州地区为“加快广州丝绸博物馆的建设”，而计划将广州丝绸博物馆放在锦纶会馆之内；扬州则大力推介“明清古城会馆产业”；而潮安会馆设宴140桌与同乡欢庆，为的是纪念潮安会馆建成46周年。而北京琉璃街、潘家胡同内的任何一个会馆，凭它们的“年纪”是否都值得过上一次这样的周年庆典，而不是在这场“拆迁运动”中灰飞烟灭？

　　这种担忧绝非呻吟于无病，而是类似的文化印记正被周而复始地抹除。

　　号称“长城之父”的楚长城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2010年3月，历经考古专家一年多的调查，分布于河南境内25个县区的楚长城的分布线路，逐渐呈现于世人面前。正是通过这些古代建筑，民族的记忆回到2600多年前才得以可能；通过这些历史遗迹，我们才找回了遗失已久的文化记忆；通过这些历史遗存，有关楚长城的研究，才得以从以往的历史文献研究、演绎推理研究转向实地的考察研究。但令人惋惜的是，时隔一年之久，“长城之父”也不得不为一些电力项目或“荒山绿化”等“发展”行为“让路”，已有多处成为了文化碎片。

　　不知道我们家国内这些尚存的古代建筑，是否也像“欧洲遍布着哥特式建筑的珍品，它们使数代人看了个够”（阿尔弗雷德·N·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已经让我们的国人感觉“饱得发腻”，而产生了审美疲劳？这里，我们不是针对“‘饮冰室’会馆拆迁”相关的新闻报道，也不是针对“楚长城”的未来宿命，更不是想给辖区的政府部门增加麻烦或施加压力。我们担心的是在这样一种“发展”的国家话语下，那些被利益冲昏头脑的“发展派”，曲解了科学发展的真正意义。

　　如果当前这场“拆迁运动”所进行的“拆迁”文化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必然会在不断的重复中而强化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并形成一种新的“拆迁文化”。而在这样一场运动过程中，拆掉的将不仅仅是会馆、楚长城等建筑本身，同时抹掉的是民族的记忆，文化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