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阐释中国与全面深化改革”青年论坛暨《探索与争鸣》首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颁奖大会日前在沪举行。

　　从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探索与争鸣》杂志社面向全国，开展了以“重新阐释中国与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的首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共收到涵盖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20余个一级学科的863篇论文。基于对863篇征文的遴选跟踪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民主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依法治国与法治建设、教育改革、人口老龄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乡村治理、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以及自贸区建设等是当下青年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重新阐释中国与“作为公道的民主”

　　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认为，阐释中国，先要界定“中国”。中国是一个空间？还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中国？这些都对但都不够，谈中国还必须纳入到“人民”的意义深入进行思考。中国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能够给世界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人格样态，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比如政治价值和生活价值，这些才可能是深化改革进一步的指向，才是我们作为出发点，也是作为目的地的一个中国。

　　从“人民”和“群众路线”的角度重新阐释中国，是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近来一直致力研究的课题。他认为，今天我们面临一个深化改革的问题，本质是重新建构“人民”的问题。今天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撕裂，尤其在网络空间这样的冲突更甚。其中不缺各种根本性观点的撕裂，而且都涉及社会最基本层面的正义问题。毛泽东同志很清楚地意识到群众的意见是分散的，是一个零碎的意见，所以要集中起来，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这个转化的过程便是形成“人民”的过程。另外一位著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巴迪欧认为，毛泽东所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处理社会中诸种对抗，使之重新凝聚为人民，恰好这就是民主的真正定义，所以民主就是把个体的对抗重新转化为一个人民的政治机制。

　　复旦大学包刚升博士认为，与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研究相比，实证研究将从另外一个视角贡献关于民主与民主转型的有效知识。实证研究关注的是实际发生的政治现象，基于因果关系与因果机制来探讨这些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借助充分的或系统的经验证据进行论证。对于推进中国民主建设，需要加强实证研究。

　　一些青年学者认为，“重新阐释中国”需要依托人民，依托人民的凝聚力。这就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群众路线的政治学”作为统领和出发点。

　　“经济新常态”的再平衡

　　当下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是一场政治经济的全面再平衡。一般来说，老百姓和政府官员对平衡的理解就是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但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认为，对经济发展来讲，更加重要的平衡应该是人均收入的均等化。陆铭强调，恰恰是人口的自由流动，能够实现区域间的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发展。经济发展里存在统一、效率和平衡的矛盾，平衡是指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如果要打破这个矛盾，就要把均衡的概念从均匀分布变成人均收入和人均GDP的均等化，这个问题就找到答案了，这是国家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转向。

　　对于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问题，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潘文轩强调居民人均收入问题亟待引起重视。他认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已经成为实现2020年我国人均收入翻番目标的必要条件。居民收入增长模式需要从原先过于依赖快速“做大蛋糕”拉动，转向“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双轮驱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存在一些矛盾，为协调好两者关系，应将居民增收重点放在扩大居民部门增加值、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

　　总体而言，这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理论上可理解为重新理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凸显并提升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以实现“强国家”建设。就现代法治和经济转型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超博士认为，针对政经关系调整而展开的“经济性分权”是本轮改革的重点。“司法中央化”有利于通过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防控地方保护主义，推进“经济性分权”。

　　乡村社会的重构与城市社会的再造

　　就农民福利和乡村教育问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韩央迪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涛博士分别发表了颇有新意的观点。韩央迪认为，对农村人口仍占据一半以上的中国而言，农民的福利应成为检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把标尺。当下需要确立一种广义社会福利观念，由以经济增长与农业现代化为核心转向社会福利与人的现代化，设计显著区别于西方工业化逻辑下的农民福利路径。同样，李涛也认为需要重归中国百年来村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背景中思考乡村教育问题。这主要包括五方面：在社会变迁与结构性转型因素中沦为城市附属而缺乏独立公共性精神的中国村落文化；现代新式学堂的建立从根基处让中国村落社会公共文化走向解体；在与城市生产体制并轨后，传统村落中的农民群体出现分化，底层诉求成为被隐匿的“悄悄话”；村落社会中消费主义的兴起，选择性的教育致贫与底层群体选择的无力；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欠缺，向城市潜在流动率过高。因此，行政部门的相关公共政策设计注定要予以城镇化疏导。

　　与乡土社会的重构相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朱军博士提出，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发掘思想资源，塑造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应该创构一个快乐、感通而仁义的城市，一个唯乐大同主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城市观一贯强调空间的正义，在城市正义和儒家仁义之间存在一种沟通的可能。从上海世博会和迪斯尼建设实践中，也可以发现一种东方式的“唯乐都市”的理想。由娱乐的“乐”通向自由的“乐”，从外在的声舞耳目科技之乐，转化为内在的情感心智之乐。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人类共通的理想——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和娱乐梦想主义在城市社会重新的契合，以此打破现代消费社会的异化。这是中国城市研究，乃至城市社会建设应该遵循的一种内在价值观，也是中国当代城市文化能够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