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于19世纪80年代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写成，以西方文明的视角，观察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生活，从中发现、总结出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文化的特质。

　　思维混乱

　　思维混乱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特点，这只是中国人的特点之一。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的智力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完全能够在世界民族中脱颖而出。但教育在中国并不普及，有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或是受的教育不完全，他们十分喜欢汉语的结构，但这种喜欢就像是律师眼里犯罪的从犯一样，只会帮倒忙。这令他们的思维含糊不清，对此他们或许应该感到惭愧。

　　多数人都知道，汉语的名词既没有变化，又没有“性”“格”的区别。动词不受任何时态、语气、语态、人称和单复数限制，形容词也没有比较级。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所有汉字在能用的场合都可以通用，毫无问题。汉语可以将人类的思想表达得很清楚，但汉语的结构让人感觉到思维混乱，就像是炎热的夏天让人感觉昏昏沉沉一样。

　　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很难弄清楚。他说的话就像传说中的穆罕默德悬棺一样悬在半空，令人摸不着头脑。对说话的人来说，完全可以省略主格，因为他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但是对于听话的人来说，主格是个很重要的部分，一旦省略，一般人根本无法弄懂他在说什么。当然，对中国人来说，将主谓语补充上就可以，丰富的经验使中国人完全适应了这种语境。

　　总有这样的情况：一句完整的话，不知道句子中的哪个关键词被省略掉了。一般说话人的主语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听话的人发现说话的人已经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了，而不是像几分钟之前那样在说自己。我们很疑惑他说的话是怎样从这里跳到那里的，这种例子几乎每天都可以遇到。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话题的跳跃就像看玻璃窗上的小虫顺便也能望见不远处的牛群一样，是很平常的事。

　　中国人讲话时从不交代时间地点的变化，因为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他们常常处于思维混乱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就不得不提出一系列的疑问，比如说，刚刚你说的人是谁？他在哪里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在做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结果怎么了？面对这样一连串的问题，中国人会无奈地望着你，而且表情困惑，好像是你的五官没有发生作用一样。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这样问，才能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任何想法都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并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头脑就像是一门满是锈迹的炮管，调整了很久，最后依然是哑弹。他不明白，也没想过要弄明白。如果问他：“你多大年纪了？”他会盯住你半晌，然后问：问我吗？”在得到你的肯定后，他又会问：“多大年纪？”当你再次表示肯定后，他还会问：“我多大年纪？”在你反复的肯定后，他才会清楚地回答你的问题。终于，他的思维正常运行了。

　　另一个思维混乱的例子是，中国人总是用事情的本身来说明事情。当你问一个厨子：“为什么面包里没有放盐？”他的回答是：“我们都不在面包里放盐。”如果你问：你们为什么不留下一些东西在冬天吃呢？”他肯定会回答：“没错，我们不留食物在冬天吃。”如果哪位说出“能够知悉事情的缘由的人是快乐的”的诗人在中国的话，他一定会把这句话改成“试图知悉事情缘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一个人总是将歪曲的话转达给别人是思维混乱的另一个特征。在中国，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叫A去告诉B，让C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信息传到C那就已经歪曲了，就是信息根本就没有传达出去，因为各方根本不明白这是个重要的信息，最后导致信息面目全非。想指望在这样精密的机器中，协调三个齿轮的契合，这个想法实在是不现实。对一个理解力强的人来说，不歪曲的转达想法也十分困难，就像是在水中插入了一根棍子，从外面看这根棍子一定是歪的。

　　外国人总能碰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对一些不正常的行为，你也许会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得到的回答十分简洁：“是的。”这种回答十分含糊不清，大部分还带着一些令人郁闷的常用语，有表示肯定的“几个”，也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如果你问：“你来这里多少天了？”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来了好些天了。”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回答屡见不鲜。在汉语中最有歧义的词语是人称代词“ta”，这个词语可以表示男人、女人，也可以表示动物。有时候说话的人只是含糊地指向他所说的人所在的方向，或者是指向住所。“ta”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指定的形容词，或是关系代词、指定代词。中国人的对话在这种情形下就像是法庭上证人的证词：“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和他一样狠狠地打他，那就不是他打死他，而是他打死他。”这种斗殴的证词绝对会让听的人一头雾水。

　　你突然问一个懒散的仆人：“刚刚叫你，为什么不来？”他会直接回答你：“不为什么。”这种混乱思维经常会惹怒做事有条有理的西方学者。厨师做饭时总是习惯性地想把佐料用光。当他做下顿饭时，就会少放一些佐料。若是问他，他会回答说已经没有了，如果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不再弄一些？”他会干脆地解释说：“我没有弄。”

　　算账时，你算好账后，打开保险柜，将零钱付给他，又杂七杂八地聊了很多，然后他才说还差了一笔账没算。如果你问：“刚刚怎么不说？我可以一次结清。”你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因为这两笔账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位医生，花了大把的时间给病人看病，但是一会儿的功夫，这个病人又回来了。医生表示他的病已经看过了，病人会简单地说：“我还有其他的病要看。”

　　延误病情治疗对我们而言是最愚蠢的事情，而在中国，这种现象很普遍，原因是病人太忙或是没钱。他们觉得，忍受病痛的折磨要比花钱买药便宜得多。其实有很多病，都是因为延误病情而恶化到无法救治的地步。

　　有个中国人，他家离医院非常近，在一次外出时他得了眼病，回家后忍了两个多星期才去治疗。结果因为拖得太久，眼病恶化成眼角膜溃疡，他失去了一只眼睛；还有个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颈部的溃疡，到第十八天他又说腿疼得让他无法入睡，医生检查后发现他腿上也有一块溃疡，已经恶化到茶碗口那么大。医生问他为什么不早说，他回答：“我想先治好脖子，然后再治腿。”

　　这些现象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屡见不鲜，就像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里德在小说中写的：“人并不缺乏智慧，只是有一点儿愚昧。”

　　中国的教育，很难让人理解与掌握一门学科，更谈不上实际应用。据一些西方传教士说，中国的一些学者以“天花”为课题，但说的时候没有提任何“天花”的字眼。中国的狗从不去追捕狼，当狗遇到狼的时候，不是往相反的方向跑，就是往直角的方向跑。中国人在讨论时，经常是快谈到想要说的话题时选择绕开，最后说得非常疲倦，不但没把话说完，还越说越远。

　　中国人的贫富差距很大，智者和愚者的分化也很明显，他们鱼龙混杂地生活在一起。这些贫困无知的人，眼界就像是井底之蛙，只能通过狭窄的井口看到一点光亮，这也注定了他们的思绪必然混乱。这些人几乎没见过距离家门十里之外是什么样子，他们不清楚外界人怎样生活，连人类本能的好奇心，在他们身上也看不到。也许有些人知道有个外国人住在一里之外，对于这个外国人是谁？从哪里来？要做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打听一下的想法。他们除了维持生计的本能外，对其他一无所知。

　　他们不清楚人是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都没有。在他们眼里，除了和粮食价格有关的事，其他事情都毫无意义。他们相信坏人死后会变成狗，变成虫，也相信人死后身体会变成土，灵魂会在空中消散。就像西方人所说的“务实的人”，胃和钱包构筑了他们简单实际的生活。他们无法理解没见过没听过的事，是真正的实际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一连串不顺心的事的组合，除此之外，他都选择不信，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

　　只要一点点尊敬和食物就能够得到满足，这种天性是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的。对他们来说，肉体是与精神和心理无关的，是独立的存在。这样的人，就像一直沉睡在夜里一样。想要唤醒他们，就必须灌输一种新的思想，向他们展示古代基督教的创始人所讲述的真理：“人是有精神的。”只有这样，“神，才会赐予他们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