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进入中国，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要不断应对和解决“怎样传入”“谁来传入”“如何接引”等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正是这一系列“理论旅行”的环节，决定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面貌。
在晚清接引西学的诸多渠道中，西学书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环节。中国素有目录学之传统，从来之学问家，皆以书目为学问之门径、书海之舟揖。而书目的编撰，从来不是简单的书籍目录的汇编与分类，而是深刻包含了编撰者的文化企图，是一次实质性的“知识再创造”。在书目指引下进入的“阅读世界”，固然给予士子知识的滋养，也在无形中打造士人的文化观念和思维习惯。
一
晚清光宣间，因应朝廷对西学人才的需求以及社会变革思潮的兴起，西学书籍大量涌入，“公哲士夫知改造社会与输通文明之二大要素，非吸取各国新思想不为功，于是縻费脑力，扩张译界”（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多财善贾之流”也看准这一图书市场，“翻刻书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割裂书名，改名牟利”，以致劣质西书也充斥书肆。忧虑于学者“骤涉诸书，不揭门径，不别先后，不审缓急，不派源流”，甚至因见识未广，“得鱼目以为骊珠”，指导士人读书、提升士人读书质量的西学书目应运而生。
据熊月之考证，晚清西学书目“不下十种”。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傅兰雅的《译书事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的《增版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通雅斋同人的《新学书目提要》，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沈桐生的《东西学录提要总叙》，黄庆澄的《中西普通书目表》等。这些书目，“网罗译著，博之约之，抉之择之，类存之，综述之”，“析其要旨”，述其大要，品评“书中之精美”“书中之舛讹”，对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晚清书目的编撰，必然蕴含了书目编撰者的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到西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路径和方向。
二
图书分类，亦即所谓“部次条别”，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大任务。“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学人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用现代知识分类的理论来表述，图书分类有助于提升知识的质量，有助于知识的秩序化管理，有助于知识的选择与传递，有助于满足社会对知识的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与结构化等项要求。但是，在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首先是一种价值的分类。《七略》将儒家经典及其传、注、解说之著作，置于群书之首；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将“经部”典籍置于首位，毋庸置疑地昭示了经学在那一时代的知识世界中据有无可动摇的至高地位。
晚清西学书目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传统，亦对西书加以“区别布勒”，而在西书分类背后，隐藏的是他们对西学的认知。
在中国，最初以“西学”概念来指称西方学术文化，并对西学进行门类介绍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耶稣会传教士。晚明天启年间，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与高一志分别撰写了《西学凡》与《西学》，向中国知识界介绍欧洲大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对于这些学科，高一志与艾儒略总称为“西学”。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已开始接触西学。洋务运动时期，西学大量输入。其时，朝野对西学最深刻的印象是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冯桂芬所说的“采西学”，奕等总理衙门大臣所说的“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皆以这些知识为西学的基本内容。
随着西学传播的深入，中国知识精英对西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郭嵩焘、郑观应以中国传统的本末观来分析西学，认为西学内部有本末、体用之分，“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其体在“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其用在“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郑观应《南游日记》），由此延伸的对西学的认识，开始上升为政、艺两个层次的划分。对于何为政、何为艺，张之洞于《劝学篇》有较为明确的解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他的政、艺之说，大体代表了时人对西方学术文化的更为全面的认识。《新学书目提要跋》言：“同、光之始，吾中国之吮欧学者艺学而已，至甲午而政学新硎发。”阐述的正是这一历史过程。
晚清所译西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但是，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却不约而同“于教类之书不录”。《西学书目表》分西学、西政、杂类3大类。《西学书目答问》“以政学、艺学分上下篇”。两人弃教而独取政艺，一方面可见其超越知识分类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亦可见其时知识精英关怀之所在，可见西教之传入在知识界中已地位式微。
三
大体而言，晚清西学书目中的价值引导和社会政治思想体现于如下三个方面：
⒈保种保国谋富强
保种保国谋富强是晚清中国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最强烈社会情绪。晚清西学书目亦处处透出这一价值取向。如《增版东西学书录》在谈到晚清翻译西书之薄弱环节时指出：“惟矿学、医学两种甚乏新译，富国强种均当务之急，有心人盍起图之。”介绍李提摩太的《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时，评论说：该书“以‘富于养民，强于教民’二语为本书宗旨……与他教士取义不同，虽简略未可厚非”。介绍《泰西新史揽要》时，称此书“于近百年来各国变法自强之迹堪称翔实，为西史佳本”。介绍《希腊志略》时，评论说：“今日欧洲以民立政、以学强国之渊源，可资以考证。”
《新学书目提要》介绍《泰西教育史》，以为书中所云“智力研求一以实利实益为主”，“则强种强国必由之方矣”。《西学书目答问》介绍西学各门时，对其作用于西方富强的功用特别加以强调，如谓“辩学”（哲学）“原无与于政治，然西国之富强恒由之”，计学为“欧洲富强之基”。如此等等。
⒉批判君主专制
甲午战争后，民权思潮兴起。梁启超作《西学书目表》，在“后序”中激烈批判“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其罪最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增版东西学书录》介绍日本立花锐三郎所著《教育学》，专门指出：该书“《智育》一章最详，皆以心理学说明之，读者可以证我国旧日专制强灌之非法矣”。
《新学书目提要》介绍日本桧前保人等所著《政治一斑》时，引述作者所言：“中央政府之权力无限，实人民之不幸。”并评价说：“此亦独具之识。”介绍《自由原理》时，揭示中国君主专制对人民思想的桎梏：“中国人民久困于文法，其于思想则因禁令而窒其机，其于言论则以祸福而防其口。”介绍美国戴乐斯所著《袁批理财节略》时指出，各国之财，“非君与民共，实国家与国民共耳，今以君民对举则必国库为一人产业。此等旧义当由习染太深，非所以昭示来哲”。展现出与臣民意识截然分明的崭新国家观念。在介绍《东亚将来大势论》时，作者分析世界之大势：“自各国交通以来，西欧之文明日益输入国民脑中，渐有所谓世界公理者，莫不思去专制之厄以享和平之福。”
⒊引国外经验为变法改革之鉴
晚清西学书目在介绍评价西书时，特别注意可为中国变法改革提供借鉴的资源，并提醒相关人士加以关注。如《增版东西学书录》介绍《列国变通兴盛记》时强调：“欲变法自强者观是书可以决所从事。”介绍《明治中兴云台图录》时指出：“读此书者知变法自强之际非一手一足所可奏效，则所以广学校、开民智者可不亟亟图之哉。”介绍《肄业要览》时称，是书“足以救中国民心之弊，不可不急读”。《西学书目答问》与《新学书目提要》的作者也处处在提要中提示西书可资变法自强者借鉴的紧要之处。如《西学书目答问》介绍《列国岁计政要》，称其“言西政者极要之本”。《新学书目提要》介绍《英国宪法论》，特别提醒：“此书专考英国宪法各条，诚我国言治者所宜亟读也。”介绍《日本制度提要》时指出：“日本官制昉于《唐六典》，维新以来则参考西法而定其职事，异日中国改革必将有取焉。”
在晚清西书书目的作者中，《新学书目提要》的作者于改革变法有较多深入思考。在介绍《东洋分国史》时，作者评论说：“夫政体之改革为事之所最难……明治之维新若是易易者，非出于政府数人之力，全恃国民运动而成。”所谓“国民运动”，实包括了“民智、民气”，作者把这一思想贯穿于诸多提要中，如介绍《佛国革命战史》时，议论说：“民智不能开，民气不能变，即有拿破仑之才力智勇，亦不过杀人流血盈野盈城，同遭涂炭已耳。”评论《亚美利亚通史》时，作者特别强调，美国之崛起，“非有旧制美俗以为基础也”，而是因为“富于自治之精神、丰于平民之思想”，故能“创完固之联邦，定成文之法典”，“其宪法之美备，整体之善良，能使欧洲诸邦欢舞歌泣以随其后”。基于美国独立富强之历史经验，作者推论道：“华盛顿血战八年，终拨乱反正，中国民果各谋自治之策，人人有独立之精神，而新政体之发见必不出于数十年之后。即于泰西各国同辉煌于世界史也不难。”
晚清西书提要中，可加发掘的思想性评点处处可见。如《新学书目提要》由美西战事感叹“西人之于兵事，每经一役，则实验尤多，独中国海军于马江、威海之间两为战熸而事后体察之用曾未有所闻，但做唏嘘之言，岂睹利钝之绩”。在《地方自治制论》提要中高度肯定地方自治“实与人民幸福相关……无论其国体为共和，为立宪，其必以此事为根柢理无二致也”。《增版东西学书录》既赞同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称其《国家学》一书“我国之不知国家为何物者读之可以起矣”，又批判“民权、自由诸说乃矫枉过正之言，不足为学者训也”。限于篇幅，难以列举。由此可见西学书目提要是一份有待充分挖掘的思想资源，无论是研究晚清思想史还是晚清目录学，都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资源。
然而，无论晚清西书目录著作者是如何思考晚清时期的中国和世界，这些思想和观念都借由西书目录而阐发，因此，西书目录绝非是关于西书的客观介绍和推介，而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接引西学时的一次“知识再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