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就是一个大匠，是一个工匠式的专家，但很可惜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大匠。他要去寻找一个1949年以前，支撑他的，具备人民性和民族性，又有科学性的完美建筑，但他找不到。

　　在前不久的香港某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与香港大学建筑系朱涛教授，围绕着朱涛的新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进行了一场有关19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对话。许纪霖表示，朱涛对梁思成的研究分析，印证了他的观点——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觉而不自愿”的。他认为，学者之所以自觉接受思想改造，问题还是出在学术上。梁思成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追寻之下，是他在战争年代异域求学时深植于内心的家国情怀。而缺乏核心价值和世界观，只有情感、情绪的话，即便身为学者，也易被意识形态影响。以下为许纪霖演讲实录摘编：

　　坐在这里讲梁思成，是我们期待的。我二月份在日本东京大学讲课的时候，读到了朱涛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看了之后很兴奋，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书。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朱涛用这么扎实、精彩的研究给我对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觉而不自愿”提供了一个再好也不过的例证。

　　我研究这么多年，一直让我很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民国时期最优秀的一代人，一代知识分子，到了五十年代，怎么就被改造了？基本的说法是因为是受到了强制，所以他们被迫改造。但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案，我认为仅仅用强制解释不了。也许强制可以解释一些人，但是解释不了另外一些人，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梁思成。

　　我再讲个极端的例子，梁漱溟，被认为骨头最硬的，但在1956、1957年，没人强迫他，他热烈地歌颂大跃进。到晚年，他要把马列主义和儒家传统结合起来。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个谜，恐怕除了被强制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而这些因素是自觉的成果。我之前也做过金岳霖和其他一些人的个案，我试图破解除了强制之外，他们内心的自觉程度。我自己总结了一个概括性的看法，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觉而不自愿”，意志上是被强制的，但是理性上有相当多自觉的成分。

　　梁思成

　　自觉改造的本因在学术

　　朱涛这本书兼顾了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如果你把你所有资料给我，让我来做，我恐怕还做不出来，为什么呢？我不是建筑专业的，而新政权不仅要改变他的政治思想，还要改变他的专业思想。我在做金岳霖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学者和一般人不一样，当学者是自觉的时候，要支撑他的一个改变，一定有学术自身的理由。

　　当时做金岳霖个案，我提到过金岳霖虽然是中国最一流的哲学家，但他恰恰是一个缺乏政治价值的哲学家，因为他关心的只是哲学中的逻辑：去价值化的专业的逻辑。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英国的格林（ThomasHillGreen），但他写英国格林政治思想，基本不涉及到政治价值的内容。所以，他因为没有政治价值这个东西，后来被思想改造填空了，尽管他有他所谓学术的东西。

　　最近，MartinHeidegger(马丁？海德格尔)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写的《黑色笔记本》，也是海德格尔最后一本书稿出版了。这本《黑色笔记本》过去秘不示人，最近要出版，在德国引起很大轰动，因为《黑色笔记本》里面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解释，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为什么在纳粹时代成为了希特勒的帮凶。

　　如我之前所说，会有一个学术上、哲学上的理由。知道海德格尔学说的都知道，海德格尔觉得现代是一个毁灭人类的时代，因为它过于崇尚技术、理性、科学，把人存在的本身的意义给忘记了，是一个完全技术化的时代，就像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一样，完全是理工科思维主宰着我们。在海德格尔看来，犹太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们在科学领域最优秀，在科技至上时代起了主导作用，所以要排犹，排犹是合理的。如此才可以再回到一个人的所谓“本真”。一位哲学家、知识分子，当他陷于某种政治堕落的时候，可能是有学术上的理由在支撑他的，这不能用外在的强制，或者很肤浅的胆怯等现成的说法来解释。

　　梁思成学术的背后是家国心

　　现在坊间出的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书，我觉得过于简单化。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者，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一定要用复杂的方式，用非常精致的工作来分析他的内心世界。梁思成为什么最后会被改造，他自觉的成分是什么？我发现，问题是出在五十年代，但根存在于1949年以前。如果不了解1949年以前，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五十年代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梁思成这么自觉地要改造自己思想，迎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和他1949年以前的建筑思想里，一种内在的紧张性和留下的没有解决一些问题是有关系的。梁思成、林徽因是在美国读书，那代学者有一种家国情怀，强烈的爱国心是处于当时那个时代之中的。在西方读到的建筑史全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建筑史，似乎除了西方、除了欧洲，其它地方统统没有自身的建筑，没有建筑的历史，就像东方没有自己城市的历史一样，他们内心这口气是不太平的。那时候，梁思成回到中国，始终想来书写一个和欧洲不一样的，有东方文明样子的中国建筑历史。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回来以后所做的那些事情，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中国的建筑文明。

　　问题是，他发现了吗？根据朱涛的研究，梁思成依然以西方的标准来肯定中国建筑的意义。他说中国的建筑和他熟悉的结构功能主义是有同构性的，是相似的，所以它是有价值的，在未来才有意义。他好像还是以西方为方法来看中国建筑的价值，中国建筑的内在价值还是以西方为标准的。在战乱年代，他没有可能大展宏图地来做设计，而他做一些实践的设计，比如校舍，基本还是西方的，来不及把中国元素加进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思成专业上的价值标准和追求是西方的。第二，梁思成的实践和他的建筑理论追求，是有紧张性的，这个紧张性在1949年以前由于战乱，没有机会让他弥补，因此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在这个背景里面，1948年梁思成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书中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这句话当时把梁思成点亮了。他突然发现，他的追求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价值有共鸣，科学当然是西方的，但这是技术层面；而民族的和大众的，这恰恰是他在1949年以前就追求的。这和他1949年前，民族性、人民性的构想和西方所提供的一套科学的建筑的架构没有解决的紧张性有关。不仅是梁思成，包括金岳霖及其他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广义上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内心关怀的核心价值，一个是民族主义，另外一个是民本主义，毛泽东提出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在他们那儿都取得了某种回应。

　　只有情感没有核心价值观

　　因此，我认为《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这篇检讨，是非常真诚的。据我的了解，建国之初知识分子是很真诚的，很少说假话，虽然有压力，但是尽量是在压力之下，把内心想法中真实的部分呈现出来。从梁思成、金岳霖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这么快就被改造了，而且是自觉地，这说明，一个专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只有一些情感，比如说民族主义情感，民本主义情感，是最容易被改造的。新政权所提供的一套世界观，是科学的，又是可以信仰的，又带有某种审美性，很容易填充进来，成为新的世界观。

　　这和冯友兰及另一些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他们把旧的洗掉换新的，很挣扎，很痛苦，八十年代外来强制没了，他们立马又回到旧的去了。我发现，金岳霖没有回去过，八十年代比谁都老顽固，比谁都保守。年轻人都看不明白，真的换了脑子了。因为他没有新的系统，也没有旧的知识系统来替换，所以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改造成果就牢固地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梁思成也是，林洙说梁思成一辈子很真诚的想去寻找，什么叫无产阶级的教育和无产阶级建筑的实践，到死都没找到。林洙写的《梁思成：大匠的困惑》很有意思，梁思成就是一个大匠，是一个工匠式的专家，但很可惜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大匠。他一辈子都在困惑，他要去寻找一个1949年以前，支撑他的，具备人民性和民族性，又有科学性的完美建筑，但他找不到。

　　梁思成对我们来说都是父亲一代，再年轻一点，就是爷爷一代。杨奎松教授在《忍不住的“关怀”》的序言里讲，如果你是他在那个时代，你会比他做得更好吗？做历史研究，特别是做人物研究，我很欣赏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里讲的，要有些同情的理解，你要把这个人放在那个历史背景里面，不仅是他的历史背景，而且你要了解他的心灵，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赞成，更多的是一个自我的反思和警惕。

　　今天中国年轻人犯父辈的错误的人不少。我前几年以摩罗为个案，写过一批年轻人怎么会成为非常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把国家作为膜拜的对象。实际上他们是重蹈父辈的错误，没有世界观，最后被庞大的国家主义信仰所填空。这段历史当然是一段痛史，但这段历史并没有完全翻过去，只要你没有世界观，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没有经过自我思考、反思过的理性，对不起，你不要以为你很个人，很自由，很独立，是最容易被洗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