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对于西方文化的批评和儒家思想的褒扬相较于其此前的民族文化论述（科玄论战是个例外）均有明显的升扬--他特别着力于批评西方文化偏重知识、偏重逻辑，以至于令知识凌驾道德、道德知识化，并可能最终自毁的危险倾向。

　　晚年，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从事“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第三势力”）的推广发展工作之外，流亡海外的张君劢基本远离了现实政治的纷争，而将绝大多数时间用于读书、撰着和讲学。

　　“儒家思想复兴”是张君劢晚年思想的重心所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基于他对其所生存的世界的新的理解与感悟：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以及核技术的迅猛发展与骇人应用，给世界与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震撼和危机，也令张君劢更深刻地认识到现代西方文化的流弊和儒家哲学、中国思想在现代世界所应具有的自觉。为此，张君劢撰写了大量关于儒家思想复兴、新儒家思想史以及东西哲学比较的着作，并在全球各地巡回讲学、发表演讲，弘扬儒家思想的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君劢对于西方文化的批评和儒家思想的褒扬相较于其此前的民族文化论述（科玄论战是个例外）均有明显的升扬--他特别着力于批评西方文化偏重知识、偏重逻辑，以至于令知识凌驾道德、道德知识化，并可能最终自毁的危险倾向；他希望能以儒家知识与道德并重、知行合一以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包容精神来加以补救。不过，在另一方面，张君劢对于中国文化在理智和逻辑上的缺失仍然持有清醒的意识；而从张君劢复兴儒家思想的总纲--“自力更生中之多元结构”以及他对“儒家思想复兴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的阐释看，他对西方现代性的哲学基石--“理性的自主”相当肯定，而他的“儒家思想复兴”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现代性”认证；诚然，他亦相信儒家思想的特质更可以令现代化在更稳固、更深广的基础上前进。需要留意的是：晚年张君劢对于儒家“敬天爱人”与“天人合一”思想的肯定，接近于从一种宗教的、精神信仰的层次来认识儒学的意义，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现代性的视界，而与其对“理性的自主”的肯定呈现出一定的张力和暧昧性。

　　晚年张君劢也仍然继续着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考：他紧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方向转变”，将“自由、平等、公道、互助”标示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同时他也开始认识到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弊端，而趋向于一种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加以适量国家调控的“福利国家”的主张。晚年张君劢也坚持着自己对于宪政民主的信念和追求：他相信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理念和政治设置将使人类最终走出“冷战”的困境；他也坚信宪政民主是中国救国与立国的必由之路。正是出于这种信念，张君劢直至临终前数年，仍奋笔三十余万言，批驳钱穆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美化和对西方现代政治的非难。不过，正是由于长期伏案阅读、写作导致胃病恶化，1969年2月23日，张君劢逝于美国加州伯克利疗养院，享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