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习近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这一观点洞彻了事物的本质属性。笔者认为，通过长期的人文“教化”与不断的自我“内省”，可以提高每个领导干部的思想正确度，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以文化的感化之功塑造官德人格

　　文化是一个民族厚重的精神积淀，是一个民族不朽的灵魂，它对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等产生了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精神修养和生命内涵的民族，历代统治者大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社会功用，以文化的感化之功，提升执政集团中每个个体的精神境界，将教化作为防范权力异化、保证吏治清廉的最基本的手段。

　　中华文化的人文理念对教化官吏摒弃邪恶、消除贪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倡导的大人之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其根本目的就是使齐家治国者加强人文素养，提升精神境界，塑造完美人格，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儒家的法治观、民本观、爱人观、忧乐观、义利观、修齐观、自省观、慎独观、生死观、清廉观是传统礼制社会主流的伦理观，已成为中华民族主流的价值取向。道家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倡导自然无为，能够医治人对名利的过度贪求；佛家的慈悲情怀以及对宇宙万有的本源性认识，能够感召人对社会的无私奉献。这些人文财富对于提升为政者的精神境界，都具有直指本心、塑造心灵的重大作用。

　　身教胜于言教必先正己而后化人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公众有强烈的从众、仿效心理。权力高层高尚的道德操守，对治下官吏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居上位者的以身作则，都是治下官吏廉洁执政效法的榜样。

　　在注重“正己化人”的同时，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还十分注重对官吏进行廉政训诫，告诫他们要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如汉景帝劝谕官吏要廉洁爱民，警告他们不得“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违者严惩不贷。唐太宗训诫群臣：“大丈夫岂得苛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并告诫臣僚，鸟栖于林，鱼藏于水，仍被人捉拿，其缘由在于它们贪吃诱饵。明太祖朱元璋训诫群臣：“无作是非，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以德助朕，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之间千万年不朽，永为贤称。”后蜀孟昶以送箴言的方式劝诫地方官吏廉洁自守——“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宋太宗亲书这一箴言，赐给州县官员，要他们勒石立于衙门大厅之前，引以为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戒石铭》。清代康熙帝明令地方以及在京的全体文武官员不得“借名节令、生辰，剥削兵民”，“苛索属员”，“交相馈送”，要求官员之间“断绝馈送，以尽厥职”。这些封建统治者的言传身教对于防范官吏腐败起到了一定的教诫效果。“正己化人者顺”（《三略》），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不仅是权利高层，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国家的主人，每个官员都有“正己化人”的社会责任，理应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做好治下官员的好榜样。

　　正确对待名利常存惧戒之心修身内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人类追名逐利的本性，似乎成为吏治腐败的正当理由。但是，对“名利”的不当贪求，必然会导致堕落。

　　《周易·乾·九三》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句爻辞告诉我们，无论是建功立业，甚或是安身立命，都必须慎重对待，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努力不懈，奋发有为；同时也应存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惧戒之心，才不会迷失人生的目标。否则，若胸无大志，飘飘然忘乎所以，昏昏然不思进取，整天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蜕化变质，滑向犯罪的深渊！白日欺人，难逃清夜之愧赧；暗室收金，怎欺天地之明鉴。慎始、慎终、慎独、慎微都是君子修身内省的必备功夫。历代明君贤臣无不注重涵养道德，修身反省，严于律己；处上位而不骄傲，居下位而不忧郁，在不断进取的同时，时刻保持内心的警觉，最终成就千秋伟业。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对名利的追求，对道德操守愈发不屑一顾。然而，名利之实不能使人永久占有，而操守之虚却能成就千古清名！如何看待名利，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准的重要方面。若以不正当手段求取一己私利不计天下大利，若求一时之名而不计身后之名，必然会身败名裂。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应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自觉修炼“内省”功夫，注重内心省养，鄙视物欲享受，应以积财货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则人人皆可为尧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