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欲走心而无从”。我们这一代人，都恪守着一条不成文法，“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
2014年7月，81岁的诗人邵燕祥出版了第N本人生实录《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这本书追述作者自1960年到1965年的见闻、经历。那段时间是“反右”和“文革”之间的间歇期。经过一番“改造”，邵燕祥的身份从“右派”变成“摘帽右派”。帽子虽摘，有形无形的歧视还在。书名“灰帽子”由此而来。
邵燕祥摘录了吉拉斯、聂绀弩、袁水拍和自己的诗句，放在书的扉页上。诗人的语言一句顶一万句，四位诗人（吉拉斯曾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共产主义者联盟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不同时期写的诗，连缀起来一气呵成：
“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值得让别人知道。”（吉拉斯）
“哀莫大于心不死。”（聂绀弩）
“……彼得堡街上的人像鱼，像鱼一样来往在昏暗的灯光下/这里不也是吗？在这个城市里，我们就像无数的直立的鱼一样，在抽干了谁的沟里走来走去——可没有彼得堡人那样懂得痛苦吗！”（袁水拍）
“人间忧患诚如海，沾丐吾身未一瓢。”（邵燕祥）
在自序中，邵燕祥交代了“海”和“瓢”的比例：按照当时分六类处置右派分子的政策，他属于第四类右派，仅被撤职、降级降薪，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据李维汉回忆，当时有二分之一的人被“劳动教养”，关在“大墙”里。
“灰帽子”和“沧海一瓢”是邵燕祥回忆往事时的“机位”和“景别”。在这个机位和景别上，他看到了什么？2014年10月，在“外出”和“下乡”的空档里，邵燕祥接受了腾讯文化的电邮采访。
诸葛亮思想的精粹
腾讯文化：在读《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这本书时，有一个现象让人比较诧异：那个年代，在各种运动持续不断的大背景下，人们往往会或主动或被动地结成各种阵营，但我看书的时候，最突出的感觉却是“疏离”，好像在一团灰色的雾霾之下，书中的人物在踟蹰独行。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好像隔着很远的距离？
邵燕祥：相对于历次运动的热潮期，在两次运动中间的间歇期，虽也有若干不正常处，但容易满足的中国人，大抵可以较正常地食宿，从业以至亲友交游……
“反右”之前，我跟同事、师友都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往来。但一自党支部宣布对我开会“帮助”，我就沦为异类。“反右”的策略是“依靠左派，争取和团结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我的朋友和同事，真正在运动中被视为左派依靠的不多，多的是所谓右派和中间派。在机关里本来早上不见晚上见，这一回先是被迫对我揭发、表态，后是被迫与我“划清阶级界限”。所谓划清界限，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不理不睬。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反右”前两年，从“反胡风”开始“内部肃反”，我本人没事，但也不便或老实说是不敢对明知没问题却正受“审查”的同事多说一句话。因此，我在“反右”斗争中完全理解同事和朋友的为难。极少数人有时递过一个眼神，彼此都怯于交谈。时间长了，大家都觉尴尬，后来正式宣布处分，开除这个开除那个，下放劳动……我反当作解脱。这与其说是“疏离”，不如用门罗的话说是“逃离”。
腾讯文化：您书里写的那6年，虽相对平静，但各种小运动和对运动的“矫枉”不断。这些运动都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密切相关，但您似乎并不走心，为什么？
邵燕祥：我是“欲走心而无从”。我们这一代人，都恪守着一条不成文法，“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
文革开始，毛泽东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国家大事”特指“文化大革命”这事，你全心全意投入就行了，至于文化大革命这件国家大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看“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就行了；后来又公布一个有关决定，简称“十六条”。而真正作为纲领性的重要文件，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的，却是在一年后的5月16日才公开发表。当然在此之前一年里，只有一定范围的人能够看到印发的文件，另外稍大范围的人能够听到口头传达即听人念文件罢了。
这是一般而言，说到我，以及与我类似的人，只能是上级主管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知道什么，知道而已，难说了解。六十年代上半期，我也安于这种状况，没有人找大麻烦就可苟安一时，正如我自嘲时引用的，“诸葛亮思想”的精粹，即京剧《失街亭》中诸葛亮对两个老军说的：“国家事用不到尔等操心！”
技痒难耐，化名投稿
腾讯文化：书里写，您在农场改造时，听到风吹芦苇的声音，就想到“制纸、织席”的谐音，同时又在小本子上写一些不为发表的东西。在这种矛盾中，行文自如吗？
邵燕祥：我当时之所以能在小本子上大写其诗，得感谢“大跃进”。当时，在其诸多全民这个全民那个当中，有个全民“文艺大跃进”，要“村村出个郭沫若”，要“诗画满墙”。记得聂绀弩说，他就是那年在北大荒劳改时响应号召开始写旧体诗的。他有古典文学的根柢，重新拾起来，得心应手，十分快意，遂一发而不可收。
我跟他没法比，我是五八年下放时，因新诗不好保存，开始写篇幅短有韵便于记诵的旧体五七言，哪怕把行李都抄走了，心里总还能默记几句。赶上号召写诗，求之不得，公然准备了小本子写起来。同时把若干“颂歌”体上交之余，也把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保存下来了，现在还能借以回忆一些具体的生活场景。当时既不为发表，后来许多抒个人之情的也没发表过。有一首《真的，这不是异想天开》（寄亲人），这次引在全书的开篇中了。
腾讯文化：写诗的同时，您还写过《论毛泽东同志诗词风格》，现在还留着底吗？当时为什么要投给红旗杂志？其他论毛诗者，比如吴天石、臧克家、周振甫，他们又如何？
邵燕祥：我从1957年秋就终止发表作品。1958年夏写了“论……风格”一文，也是在大兴写诗之风的当口。看到郭沫若刊发在《红旗》杂志的大文章，我对郭陆续发表的组诗《百花齐放》本已不大“感冒”，加上对反右一年来某些“非右派”论者纷纷论及毛诗的文章不大服气，认为只是吹捧，并无新见，归根到底其实还是我对划右派不甚服气。这时积习难除，技痒难耐，鬼使神差地又用笔来说三道四。
我自认为至少比有些文章说到点子上。正好《红旗》创刊，看到《红旗》版式大方，又属“权威刊物”，就投给他们了。我当时是“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所以要化名投稿。《红旗》杂志编辑刘际启来我所留的通讯处“家访”，据说有采用之意，但化名戳穿，泡汤了。
当时，投稿的权利，于吴天石、臧克家、周振甫，是不成问题的，我无法与他们同日而语。
任何夸夸其谈都不足信
腾讯文化：1960年代前半期，您有机会去山西、重庆、武汉、广州、东北、河南等地，又到农村搞过“四清”，这对您了解时代有何帮助？
邵燕祥：对“时代”的了解是那么容易的么？不用说走马看花，就是那些年间对干部们频频提倡的“蹲点”，也未必就能了解你要了解的一村一庄的真相，更别说了解风云动荡的大时代了。
比如我在一九五一年，参加土改几个月，六十年后有那个村的人来，我才发现我们（不光是我，而且包括了从北京带队来的，有长期革命经历的工作组长）当时过分相信当地有关部门所作情况介绍，由于各种原因，其中或羼水，或不完全属实。我在一九六四至六五年参加过近八个月的四清，如书中所说，至少我个人也不能说对这个村庄真的了解了。一个村尚不能真正了解，哪里谈得上对“时代”的了解。
对时代也好，对全国形势也好，常听一些人高谈阔论，似乎头头是道，但仔细想来，没有切切实实的细节支撑，任何“宏大叙事”，都无非夸夸其谈，不足深信。
腾讯文化：您书中有一段话特别有意思，大意是说，“文革”是伟大领袖的作品，亲历者也只是这部作品的间接读者、是受众；那么，您在追忆过往经历的时候，如何调节宏观历史框架和个人经历之间的“焦距”和“比例”？固然，“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值得让别人知道”（吉拉斯语），在史料价值和个人感受之间您如何取舍？
邵燕祥：我是从1945年秋，还是一名中学生时，因为喜读毛泽东那阕咏雪词，而一跃而成为毛泽东政治上的“粉丝”的。这不是笑谈，是实有的真事。后来我也曾在第一时间快读他的数卷选集，不止是响应号召，而是想从中汲取思想上的营养。这样的阅读几乎排除了我原来接受过的许多别家的思想观点，而且越来越“单打一”。我曾回答“什么书对你影响最大”之问，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乃是五卷“毛选”，因为它决定了我从少年时起的走向，也决定了我从青年时起的命运。我们常说，博大精深的书籍，可以让你“常读常新”，读一遍有一番新的心得体会。这是不错的。毛泽东的生平（包括他各个时期主导的群众运动）这本大书，和记录他言论思想的五卷选集，都是这样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
你所提的问题，在我写的不同的书里，有不同的侧重。像《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这样的书，所写时段我根本不能及时聆听毛泽东声音从而“全面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了，回顾这一时期，我只能以一己的经历和见闻，让今天和以后的读者知道：有这样一类人处于那种生存状态。这是主要的，至于由此能折射多少社会生态，就不是我所能预计的了。人微事小，谈不到为历史作证，不过，多少可从一个微小的侧面充当正史的脚注，补充亿万斯民集体记忆于沧海一滴吧。
“你们失去了比喻，你们就是你们自己”
腾讯文化：您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1949年之后，您有好几年找不到写诗的感觉，到1953年“五一”写出《五月的夜》才恢复了自信。1978年之后，有没有这个问题？
邵燕祥：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我并没有想得很清楚的问题。一个人未必能想得透、说得清自己思想发展的脉络。或问：你不是曾经写过多少万字的“检查交代”，缕述自己的思想历程，能从当下的消极表现，追溯其社会根源、历史根源，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的外部影响，如何起了这样那样的变化，等等，说得像煞有介事吗？许多年过去，现在可以揭秘：那都不是真正的解剖自己，而是按题作文，硬把个人套进先验的公式，依照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胡乔木1940年代起草的那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的指点，推演和引伸出来的。
一个人的写作，特别是在大变动的时代，不可能不受外在的影响：冲撞，摩擦，激励，改塑……从人到文（诗），表面的改变较易辨识和索解，而外因如何通过内因起作用，恐怕复杂得多。一个是一九四九年，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体系，然后又一个是从文革到后文革，虽不那么激烈地逆转，但实际也是冰火两重天，连读者都换了一代人。“归来”也就是再出发。我对自己这方面的经历，有过一些回顾，看来还很不够。
腾讯文化：文革之后，您写过“你们失去了比喻，你们就是你们自己”，这话怎么讲？
邵燕祥：这句话出自我1978年3月24日写的《失去比喻》一诗（曾刊于《啄木鸟》，后收入诗集《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江苏人民版，1981），这是一首“怒诗”，声讨“四人帮”的。举第一段为例：“说你们是盗贼，盗贼并不掌握执法甚至立法的权力。说你们是刽子手，刽子手并没有披神甫的外衣。说你们是恶霸，恶霸不过肆淫威于一方土地。说你们是一伙土匪，土匪并不插手意识形态的领域。说你们是蛇蝎，蛇蝎并不骗人。说你们是魔鬼，魔鬼还惧怕上帝。”末段说：“‘四人帮’！‘四人帮’！你们不需要比喻；你们自身已成为比喻——你们集历史上罪行之大成，你们是世界上恶德的总汇，千秋万代的后人将用这三个字，指控一切最黑暗的势力！”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写作时血脉贲张，难以抑制的激情。
腾讯文化：您从《沉船》开始清理个人记忆，后来《人生败笔》、《找灵魂》等。这项工作是如何有一、有二、有三的？
邵燕祥：《沉船》一书的编写，缘于一个偶然。一九八一年一次清理书物，发现文革后原单位退还给我的一些个人材料，包括涉及一九五七年一案的检查交代等等。想起前些年孩子向我问起这件旧事，我只是简单概括地说了一说。现在他们都长大了，各自忙于自己的学习，怕也没时间听我絮叨。不如把这一摞故纸稍加整理，排序，加点背景说明，必要的阐释，留给他们。于是有了《沉船》，最初并没有“示众”的意思，当时的出版部门也没有印行这些非文学性实录的兴趣。直到十几年后的九十年代中，才由独具历史眼光的李辉编入他跟陈思和共同主持，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火凤凰丛书。后来又把文革期间的有关材料汇为《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再次请李辉纳入他为河南人民出版社主编的另一套丛书。
我本以为这就把自己由于反右和文革两大运动中的亲历而重压在心的两块大石头搬掉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在剩下的故纸里发现，大量一九四九年之前和之后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字习作中，可以看到我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随时而变的轨迹，其中不无深刻的教训，于是乃有《找灵魂》一编（由同样具有历史眼光的丁东、冯克力推荐到广西师大出版社，于年纳入“温故”丛书出版），我写的《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记录了我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