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不出学校，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是看不见的。
一、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
这样的诘问和惊叹是否有些耸人听闻呢？事实就是如此！其实不仅在美国，即便是在中国，其答案都是惊人的一致。
作为一个观察家，拉塞尔·雅各比在其《最后的知识分子》一文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援引了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斯特恩斯的名言：“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个80年前的诘问一直回响在全世界知识分子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的节点上，每每在世界进入到一个个重大突发事件时，我们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不同嘴脸的知识分子的复杂表现。如果说这一跨世纪的诘问在80年前的中国尚毫无影响的话（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其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诞生），那么，在今日的中国愈来愈趋同国际化，当跨文化的影响愈来愈渗透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时候，这样的诘问似乎更有其普遍的意义。我们提倡“在场”，而在许许多多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缺场”的。鉴于此，我们不妨阅读一下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这本书，或许它能够给我们些许猛醒和启迪。
其实，知识分子在各国的情形都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是其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对于这些美国式的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内的“缺场”，作者显然是持极其愤懑态度的，他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慨叹与抨击是犀利的，究其原因：“政治现实不容忽视，但更深的思潮——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影响着知识分子。”“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1】针对这样一种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现实状况，雅各比提出的核心理念是：知识分子只有进入公众领域，保持社会良知，对于重大公共事件进行无情的文化批判，方才能造就一代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以为，其公共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应该是同义词，因为作者在解释知识分子一词来源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不是像有些文章中，故意将这个名词玄虚化。
写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前一阵在中国电视媒体里流行的所谓相亲节目所创造的破世界纪录的收视率，《非诚勿扰》作为一种典型的消费文化产品，节目的终极效果却是在出卖人类自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共通普世价值的人格与精神，我曾经在一次博士生的研讨课上感言，尽管这样的产品做得技术含量较高，也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们缺少的是恒定的、正确的价值立场，缺少一个掌舵的“在场”知识分子，也许这就是编导者刻意为之，为呈现出一种“多元价值”伦理判断，而故意模糊的价值立场，以赚取更多商业性的收视率。一个没有“社会的良知”统摄的娱乐节目，将爆发出的争论作为卖点，这不能不说是策划者的一个商业高招。本来，那个主持新闻节目的男主持人，以往一贯是以敢说敢言的“社会良知”代言人形象名世的，他完全可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出场的，而今却压抑着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观点，不怕苦不怕累地抹掉了自己所要表达的真实理念和心声，戴上了“人格面具”，遮蔽了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从而服膺于消费文化的需求，这真的是难为了这个主持人，可见这个无形的，也是无情的“市场之手”的威力之巨大，这就是消费时代金钱和物质战胜伦理和精神的典型范例。更有甚者，另一个电视台干脆就把那个代表正义之声的嘉宾给淘汰掉，换上一个港台的所谓恋爱心理学家，把节目引向更低俗的层面，以求获得更多的收视率。呜呼哀哉！没有想到一个尚未完全脱离封建农耕文明的社会，竟然在消费文化的负效应上比那些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具有突进性。这是为什么？无疑，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死亡速度要比任何国家都要来得迅猛异常！不求良知，但求速死。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处于一种“文化休克”的状态，这是中国人文知识界的现实状况，他们在拜物教的现实世界里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有这些对后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更加关注的问题的就是对西方“学院派”的反思与批判。雅各比对知识分子十分严厉的态度是发人深省的，从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林林总总的面影：“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业卑躬屈膝”“因为心浮气躁，他们对所写的东西并不精打细磨。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和成果综述；出版发表比怎么写重要得多。这些迫切的要求不断地决定着教授们如何去阅读，如何去写作；他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那种已变得不堪卒读的公报式的学术论著，通过感谢同行和知名人士来加以粉饰。当然，晦涩的学术论文写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问题是它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客观上来说，是这个体制彻底地制约了知识分子，但是，就没有知识分子主观上所形成的精神痼疾吗？这也是雅各比也应该反思的问题。当然，我们认可体制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判断，是它们把知识分子的精神给阉割了，它不再是用显性的封建伦理与强权来奴化你，而是用能够使你上瘾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冰毒”去主动消褪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让他们自我选择精神自戕和精神阳痿，似乎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知识分子通病。更可悲的是，他们心甘情愿地沉湎于那种体面和舒适的状态中，沉湎在精神“冰毒”所制造的幻境之中不能自拔。
“他们走不出学校，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是看不见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学位论文是获得一个重要学术地位、过上知识分子生活的资格证书；即使不进行
调研写作，为了获得这张证书，也得多少年紧张地耗尽心力。对于很多年轻知识分
子来说，学位论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们人生的较量。
当论文完成时，它便不容忽视，论文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研究风格、专业术语、对特定“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这些标明了他们的心智。还有：完成的论文要由自己的博士导师和专家委员会评定，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长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服从的密集的关系网——一种服从——这同他们的人生及未来的事业紧密关联。即使他们希望——而通常他们是不希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把自己从这种经历中解放出来了。
这是雅各比描述的美国60年代后的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情形，这俨然也成为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大学里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针对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种种行状，包括自我的反躬叩问，我以为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丧失了对社会的正确价值观念的引导，在许许多多重大事件中“缺场”，造成大众对重大事件缺乏提供一种有批判深度的价值参照；即使“不缺场”，也只能是作一些趋炎附势的、期期艾艾的、闪烁其词的、语焉不详的发言，绝少有那种犀利的批判锋芒文章和言论出现。与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大学里被体制和文化豢养的一群知识分子就连仅存的一点乌托邦的精神也被自我阉割了。所以，你就别指望他们会喊出连封建遗老还能吼上一嗓子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豪言壮语，他们只能像阿Q临刑前那样憋屈到死，就连堂·吉诃德那样与风车作战的勇气和浪漫精神都丧失殆尽。
反躬五四，我们没有缔造一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申请一个“社会良知代言人”的身份证。呜呼，这是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悲剧时代，或者说是有“知识”而无“分子”的时代，是“知识”与大写的“人”分离的时代！
雅各比似乎更崇尚美国“垮了的一代”的波西米亚精神，而对知识分子的那种趋于保守的文化姿态提出了质疑：“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尖锐的反对意见听不到了，知识分子都拥有一种‘新的、保守的绅士气派’。他们不是指责平庸和没有思想，而是欣赏他们新的社会地位；不是充当‘社会的道德良知’，而是把繁荣和正在发展的文化混为一谈。”他崇尚米尔斯那样的知识分子，用其论敌霍夫斯塔特对米尔斯的评判是最有说服力的：“勇敢地试图在这危险和自满的时代以一种明显的反叛的立场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一个美国大学教师所持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值得注意和尊重的。”所以，作者才毫不掩饰地说米尔斯是“一个揭丑的人、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局外人。”以此去谴责“那些为了薪水和地位出卖伦理和想象力的知识分子。”正因为此，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丧失意志，甚至丧失思想。”也就不可能“助长独立的精神，就更不必说创造出什么独立的思想了。”扪心自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多少是甘愿做一个有良知的、具有批判力的“局外人”呢？！
更加困难的是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丹尼尔·贝尔，以及艾尔文·古德纳等学者的“新阶级”说，并不能囊括对今天知识分子的界定，因为世界的变化之快也是作者和几十年前的理论大师都始料不及的，但是按照作者的逻辑理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基本的价值观点与立场：“俄语中‘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了，后来渐渐地传入了英语，或至少成为英语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词意义的一部分，深化了其反派的色彩。为俄国革命铺路是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界定为‘与政府疏离并和政府敌对’。”这些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仔细解剖的学者们对美国60年代以降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看法，用一位讽刺小说批评家的尖刻语言来描述他们的画像是：“过去，如果你想让人们嘲笑教授，你得把他们描写成凸眼的知识分子，如此地偏离现实世界，穿着不合脚的鞋子，并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废话。今天，……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已经被一群举止文雅的人所替代……新一代带有喜剧色彩的教授，不再从纷繁的现实世界隐退，而是过多地投身于这个世界。他渴望得到一大笔钱，开着赛车，贪求授予各种职位，并为得到爱、奢华和名誉而奔赴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也许，以此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过于尖刻，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也的的确确充斥在我们广大的校园之中，就踱步在大学那些行走思考的林荫小径之中。
我十分同意拉塞尔·雅各比对美国知识分子的研判，他认为：“准确地说：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听众了：他们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升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正因为中国近几十年来也是过多地采取和吸纳了美国式的教育体制，同样的问题和弊病当然会同样出现在我们的校园文化之中啦。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们始终在被课题、项目、成果、评估、评审、检查、职称、学科等毫无生气的规定性程序缠绕，其疲惫和僵化了的躯体被牢牢地钉在了学术的十字架上而不能自拔，殊不知，这种殉难是以牺牲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为前提和代价的。我们没有能力去扭转这样的悲剧发生，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但是，也有乐观的学者，比如哈罗德·罗森伯格在其《正在消失的知识分子》一文中就“并不担忧知识分子会失踪；他相信知识分子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姿态和假象，并且他们常常在被当作历史的垃圾后又重新亮相。知识分子躲避这各种分类，他们避开了对他们即将死亡的各种预测。”这样的评价适合中国的实情吗？我却以为这是盲目的乐观主义。倘若中国有这样大量的隐形的公共知识分子存在，中国社会的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秩序离我们还会遥远吗？我寄希望这是一条真理，而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幻觉，但是这有可能吗？
二、知识分子消逝与否是世界性难题
此书更使我感兴趣的是第五章和第六章对美国“校园新左派”的分析。尽管作者的价值观点有时很游移，但是，我却从中领悟到了许多不可多得的经验性理论真谛，尤其是对欧美“新左派”与中国“新左派”的混淆和误植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
90年代以降，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匆匆忙忙移植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法国的“新左派”理论资源，在中国这块“三合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于同一时空下的文化语境）的政治土壤上“嫁接”起了新左理论果实，殊不知，由于整个文化背景的反差，有的甚至是倒置，致使这样的“嫁接”成为一种十分滑稽的政治文化表演。
我以为，拉塞尔·雅各比们对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什么是他们所要创建的“左派”是很明确的，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是永远站在强权反面的“牛虻”，因此，他激赏米尔斯那样的对资本主义文化和苏联式的强权进行无情批判的“左派”姿态：“对米尔斯来说，这个‘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他所有的著作都详述了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影响。他追溯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他力求唤醒沉睡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也试图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米尔斯看来，知识分子组成了新左派。‘我们不能通过放弃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鼓动者或机器式的政治家来创建左派。’他直言，我们必须做知识分子，必须做‘公共人’。”在这里，雅各比引述了米尔斯具有泾渭分明立场的宣言，他是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制度和文化弊端的，可见，其“新左派”的立场与中国国内“新左派”一味宣扬“文革”式的强权理论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也许我们对“西马”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的表层结构上，缺乏那种对其终极性价值立场的本质认知，形成的许多误读和曲解就在于我们不能像米尔斯和雅各比那样去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大多数不是美国人：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弗朗兹·法侬、赫伯特·马尔库斯、艾萨克·多伊彻、威尔海姆·赖希。学生们不必领会，甚至不必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尔库斯的《单面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洋溢着和美国自由主义决裂的抗议、革命精神和道德热情。当艾萨克·多伊彻与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院教师大会上发言时，这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1.2万名听众的起立欢呼。这并不能说明听众已经钻研了他那煌煌三大卷论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而是说明多伊彻表现为一个介入型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官方思想发起了挑战。”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迷恋萨特而并没有读过其著作的“新左派”，但是，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像美国60年代那样“不必领会”萨特而去迷恋萨特只言片语理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这种盲从导致了他们对“新左派”理论的错误嫁接，从本质上来说，这样混淆是非的错误将给中国的文化理论带来的是一种更加致命的打击和颠覆。
即便是对美国式的“新左派”，雅各比也是抱着十分警惕的态度：“最近25年，人们感到极大惊讶的事不仅是新左派教授的出现，而且是他们德行的丧失。最终入侵大学的不是一般新左派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满脑子装着学术话语、观念，并全神贯注于这些话语、观念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与其说这种景象的描述是针对美国的学界，还不如说是对当今中国学界“新左派”情形的准确凝练的概括。君不见中国的“新左派”们在移植西方观念的同时，注入和篡改的那些观点是艰涩难懂，甚至是用封建法西斯式的文革专制词语来装神弄鬼、疯言乱语吗。而它又恰恰成为当前“继续革命”的“新左派”们博取青年学生盲目青睐和欢呼的理论资源。我知道我写了这些真实的体验后，会招致有些人的狂吠，我等待“狗又咬起来了”的时刻，但是我并不惧怕什么，因为我要说出那个“皇帝新装”的真相。
和国外的“新左派”一样，中国的“新左派”也是在词语方面绕圈子，正如雅各比批评杰姆逊对于城市理论的阐释那样：“问题不只在于杰姆逊的过剩术语，而在于术语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都市本身消失了。的确，对于杰姆逊来说，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他的主要著作都与文学有关。然而，他的作品却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失败的例证。”对于中国的“新左派”来说，他们在移植西方“新左派”的理论时，就被其千头万绪的术语所缠绕，根本就难以廓清其本质原意，于是在误读的基础上再行篡改和二次缠绕纠结，于是，其说出来的理论已经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话语系统了。
我十分理解，也十分欣赏拉塞尔·雅各比对这种现象的总结，虽然他是借用了别人的批评：“查尔斯·纽曼对教授们沉迷于批评理论这种现象进行了思考，他表示同意说：‘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无限使用的通货，成了通货膨胀最终的界限。’换句话说，随着文学的萎缩，文学理论却不断扩张。马克思提出的让人迷信的理论转变成其反面，成了对理论的迷信。”最后这句话太精彩了，他道出了学院派的知识分子走向末路的症结所在——不仅是观念上的走火入魔，同时也是也是方法论上走向穷途的表征。呜呼！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活生生地被一群歪嘴和尚给糟蹋啦。
知识分子消逝了吗？这俨然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是知识分子生存的法则和真谛。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就是如此，“不是迫害，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富裕威胁着知识分子。在约翰·W·奥尔德里奇看来，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和欧洲精英文化的幻象中走出来，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默林·金在《新共和》中谈道：‘从经济方面来看，知识分子吃得比过去好了，住得也比过去好了，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纵容并得到满足了。’”如果说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的话，那么，无疑，这样的状况今天已经轮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了。
面对这样的文化语境，我们不是要寻觅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需要给行将消逝的中国知识分子打上一剂强心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