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大清帝国首都、皇帝仓皇出逃、皇家园林圆明园被焚掠一空、结束战争的不平等条约等一系列让中国人感到“创剧痛深”的事件，让人们普遍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李鸿章称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王韬称之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正是这种“变局”导致了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与佛教传入时不同，西方文化（西学）是随着先进的坚船利炮和廉价的工业品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传播带有强迫性。如何认识和对待强势的西方文化，成为当时的中国人回避不开的问题；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何去何从，成为回避不开的又一个问题，“中西”比较引出了“古今”问题。在对中西古今的比较中，产生了新的文化观，就其发展程度说，依次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和“中西会通”。
“西学中源”观
顾名思义，“西学中源”说认为西学源出于中国，是在中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非西人所自创。其实这种观点最早出现于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后的明末清初，但在洋务运动开始后蔚成大观，基本思路是：古老的“中学”被中国后人“失之”，而西人“袭之”并发扬光大，现在学习西学只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礼失而求诸野”，符合古圣先贤之“遗意”。洋务派在建议设立天文算学馆时说：“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土之天元，彼西土犹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毫无疑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西学中源”说牵强附会，是不正确的，当时即有人提出批评。但在近代化初期，它的存在几乎是必然的。一方面，它体现出在“变局”面前，受传统熏陶的开明人士提倡学习西学时的矛盾心态，为自强不得不引进西学，对涵泳其中的传统文化又割舍不下；另一方面它也是为了缓和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情绪，减轻引进西学过程中的阻力。清政府在同文馆之争中最后支持了洋务派，理由是：“习西法者，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正体现了这种作用。
“中体西用”观
“中体西用”论一般被看作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最早由洋务思想家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此后，其他洋务思想家以不同的言词和概念作了同样的表述，如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上海中西书院掌教沈毓桂明确概括出这一文化观：“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提倡者的目的在以西方先进的物质手段维护中国传统的文教制度，用薛福成的话说，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在洋务派这里，“中学”固然是他们要坚守的，但是他们强调的重心却是“西学”，因为这时“中学”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受到威胁，倒是“西学”需要冲破重重阻力来中国安家落户，在这里“中体西用”体现出的是积极意义。随着近代化运动向纵深进行，“西学”的范围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坚船利炮扩大到经济、教育等制度领域，到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们张扬起抑君权、兴民权、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旗帜，“中学”的核心——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形态纲常名教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这时，张之洞抛出《劝学篇》，通篇围绕着“中体西用”展开论述，表面上调和新旧，作持平之论，实际上旨在反对兴民权，扬言“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无一益而有百害”，至此“中体西用”论的历史作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孰优孰劣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上述两种文化观同时存在，但“中体西用”论显然比“西学中源”说进步。在“西学中源”说那里，“中学”是唯一的文化，西学不过是中学的流衍，从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天朝上国观念和自我中心意识，向西方学习显得躲躲闪闪，“犹抱琵琶半遮面”，很有些恳求别人理解、原谅的意思。在“中体西用”这里，虽然“中学”还占有绝对优越地位，但是西学已经具有独立的形态，已是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宣称西学应该学，必须学。这两种理论在同一段时间被大体上同一部分人所坚持，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而且，这两种理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有市场，大体上，对于还没有被广泛认同和接受、阻力还很大的“西学”，提倡者仍然祭起“西学中源”的法宝，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论证说西方的宪法和议会制度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春秋改制，即立宪法，后王奉之，以至于今。……今各国所行，实得吾先圣之经义。”梁启超还特意作了一篇《古议院考》，孙中山也说过欧洲各种新文化新学说“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的话。至于“中体西用”论的声音更是一直不绝如缕，当然它的内涵一变再变。
“中西会通”观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自强”，但搞了三十几年，在甲午战争中却被后起的小国日本打败，让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也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只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有了维新派的文化观。维新派的文化观表面上看比较复杂，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既提“西学中源”，也提“中体西用”，但他们文化观的主体是“中西会通”。康有为明确提出：“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为了培养通才，应该“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新旧关系即中西关系）。严复提出建立新的文化应该是“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易鼎还提出了“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等“中西会通”的具体建议。
可见，这种新文化观的要点是反对对中学和西学“非偏于此即偏于彼”的互视为“水火”的片面观点，强调应该“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将中学、西学融为一体。它突破了“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的局限，第一次将西学置于与中学平等的地位，认为中学、西学各有所长，二者应该、也可以相互融会贯通，以创造出新文化，在中西文化观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然在康有为那里，他是以今文经学和托古改制为中学的主要内容，以民权和君主立宪为西学的主要内容，将民权和君主立宪硬塞进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和孔子的改制里面去，应该说，这种“会通”是十分牵强的，实践上也是不成功的，它的意义在于开了风气之先。
进入20世纪特别是民国后，又陆续出现过“国粹主义”、“东方文化优越论”、“新旧调和论”、“全盘西化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观实际上接近“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等形形色色的文化观，这些文化观或偏于保守，或偏于激进，“中西调和”实际上则是“中体西用”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倒是“中西会通”的文化观，虽然康有为们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存在着很大问题，但就其理论形态来说，恐怕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