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出台一项新政策，李克强往往要经过多轮的反复酝酿，把不同看法重新研拟，形成最佳提案。这种跨界决策显示了李克强全局统筹的能力和谨慎周全的工作风格。

　　“喜欢笑着解决问题。”曾有共事过的官员这样评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自2007年到今年全国“两会”，李克强以政治局常委身份担任副总理，分管发展改革、物价等关乎大局的领域，经常会遇到棘手难题，其中有很多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但他不回避，也不张扬，妥善化解矛盾于无形。

　　从地方到中央，李克强一一化解了不少这样的“难题”，被境外媒体称为“破解复杂难题的高手”。

　　那么，在这些难题化解中，可以读出哪些“李氏解题艺术”呢？

　　遭逢难题的必然选项

　　直接调动干部下沉一线的“大动作”，几乎是李克强遭逢难题时的必然选项。

　　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时，为了劝止麦收时节农民工返乡但又不误农时，动员干部下乡收麦；

　　比如厅级干部带头，拉网式筛查艾滋病患者状况；

　　比如4万干部下访。

　　这一执政风格可以追溯到1992年。

　　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各级团组织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不知所措。

　　团十三大闭幕十来天后，由团中央书记处直接组织的“新时期我国青年工作的现状与发展战略调研”启动，在书记处7名书记的带领下，团中央机关调集一半以上的业务干部，105人急赴29个省市区。

　　调研队伍出发之前，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要求：调研不能就团论团，要跳出团的圈子，放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要带框框，不是去找论据，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

　　事实上，这也是他本人的调研方式。曾有记者随李克强到山东某地考察，目睹他在休息时间很自然地走上街头，随意推开小商铺的门，跟“小老板”聊聊生意经。

　　《中国青年》杂志当时的报道说，调研队伍沉入基层1个月，团中央的干部向被调查对象提出了“没有任何外包装”的问题。

　　调研归来，在北京大兴县举行了一个团内高级别的务虚会，为期3天。与会者说：本以为务虚会是个半休息、半工作的会议，可李克强要求，凡已形成文字的调研情况，发言时略去；讨论要跳出部门的圈子、跳出团的圈子；放开说，可以各抒己见，也可各执一端。

　　那次务虚会最后，李克强总结发言，果断推出若干措施，集中优势打整体战，扎扎实实办几件影响全局的大事。

　　所谓“影响全局的大事”，就是4个月后亮相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这两大工程影响延续至今，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志愿者”，早已化为民间自觉。

　　“善于设置某种工作机制”

　　“他善于用设置某种工作机制的方式，优化整个工作的结果。”一名卫生部官员称。

　　这一评价源于李克强推动“医改”难题的破解。

　　在温家宝的国务院班底中，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一度兼任六个以上国务院级别的“领导协调小组”组长、两个以上国务院级别的“领导协调小组”副组长。其中最受重视的是“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领导小组”。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李克强面临的却是牵扯到几乎所有部门机构的老大难问题，需要打破樊篱，全局统筹，横向决策，才有可能取得局部突破。

　　为此，李克强打破单一结构，除了对口的职能管理部门卫生部外，在他领导下的医改小组中引入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多个关联部门，产生多部门博弈和争执。

　　李克强还一反常规，在医改小组下设立专家、顾问委员会，并让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也成立相关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这一较为中立的智囊机构往往会提出不同于政府部门的调研结果。

　　每出台一项新政策，李克强往往都要经过多轮的反复酝酿。他曾先后多次批示，把几个部门对医改的不同看法重新研拟，形成最佳提案。这种跨界决策显示了李克强全局统筹的能力和谨慎周全的工作风格。

　　经过几年努力，医改成效初显，中国基本医保制度已经覆盖了全国95%以上人口，民众看病难和医疗负担也得到明显缓解。

　　代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方向的“十二五规划”，也是由李克强主导制定完成的。

　　“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多方利益直接参与博弈。比如，据一位国务院官员透露，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要优先上这些项目，像钢铁、水泥生产力过剩项目就要少上，但一些企业还想上1000吨规模的钢铁厂，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些千丝万缕的利益博弈对李克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提出考验。他先后组织较大规模的座谈会、发表有关讲话或者作出重要批示18次，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基本思路，并逐步找到利益交汇点。

　　2011年4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十二五”国家重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以“专项规划”为抓手，对纲要提出的目标特别是约束性指标进行必要的分解，转化为发展实际行动。

　　是专业能力，更是选择

　　破解难题，不仅是一种专业能力，更是一种选择——孰重孰轻，孰先孰后。

　　2004年12月末，到任辽宁省委书记12天，李克强来到抚顺莫地沟。

　　莫地沟是老棚户区，房子多是日伪时期建造的劳工房、简易房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造的土石房，房龄多超过半个世纪，没有公共排水、供热、供气设施。这里聚集着城区最贫困的人口。

　　李克强去的那天下着大雪，气温零下29℃。他目睹了近千户居民共用一个厕所。他走进半地下只有9平方米的一位退休老矿工家，“居民区里70%的人都下岗了，这样的地方确实比贫困乡村都困难，出乎我的想象。”李克强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临走时，他只讲了一句：“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群众搬出棚户区，这要作为全省的‘一号工程’！”

　　在抚顺的调研座谈会上，李克强说：“我们到莫地沟，有一位大嫂就说，你们领导经常来，我们很受感动，但说句实在话，最后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还是住在这儿。”

　　李克强不会不清楚，资源枯竭、矿区凋敝的抚顺，就有55片棚户区，23万人生活其中；而整个辽宁，棚户区涉及近85万居民。

　　“虽然我们的财力不足，但是已经到了下大决心的时候。”他对官员们说，“即使中央的政策争取不到，省、市的政策也要出台。”

　　大项目一贯被视作拉动地方经济、创造政绩的法宝，而李克强在辽宁首先选择的则是这项投入超过180亿元的“民心工程”。曾有沈阳基层官员告诉媒体：“见亮了！”

　　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最为庞大的安居工程，到2006年底提前一年超额完成。50多年没办成的棚户区改造，如今一揽子解决。“要住房，找克强”，成了当地新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