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本版刊发了《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一文，对近年来散文边界的讨论情况进行了集中梳理，作者古耜先生也明确了自己的看法。此文受到散文作家和散文创作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他们纷纷撰文，就这一话题发表高见。从今日起，本版开辟“散文边界讨论系列笔谈”栏目，集纳各方观点，以飨读者。
在诗与文、虚构与非虚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跨界旅行成为常态的当下，谈论“散文的边界”是不是有保守的嫌疑？从“五四”新文学开始，散文就标举“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胡梦华)文类属性。从宽泛意义上讲，小说、诗和剧作都属于戴着镣铐的写作，理论、批评和已有写作均为后来的写作者框定了某种可操作的美学范畴。而散文则不同，散文的边界没有这种约定俗成的审美惯例。
散文文体的这种开放性给散文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也带来了命名和边界厘定的困难。散文是“不规则的”，并不意味散文的写作是无序的，这反而揭示了散文文类秩序构建的必要和难度。因为，如果一种文类漫无边际地“取消边界”，甚至“无边界”，可能恰恰意味着这种文类的死亡。
诗歌和话剧的文类辨识相对容易，散文的边界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置换成小说和散文的文类差异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散文的边界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散文和小说文类上的差异，那么像《收获》《人民文学》《钟山》《十月》《花城》《作家》等综合类文学刊物，也就不必劳神地在小说之外给散文单独立个栏目；而像《美文》这样专门的散文杂志，也可以把手伸得更长，捞到更多的“美文”了。对于一个具体的作家而言，他们当然也会意识到小说和散文的边界，像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阿乙的《寡人》、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等都是小说家自觉写就的“散文长篇”。极端地说，当下几乎没有一个小说家不写叫“散文”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好的小说家都有着不俗的散文功底。当这些小说家搁下“小说”去弄“散文”时，他们怎样把小说和散文彼此之间的边界“格”得清爽？
散文和小说的文类边界，总是不断被两边的越境者突破和篡改，以至于所谓的边界常常弄得暧昧不清。散文的边界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越境者和侵犯者的“挑衅”。
汪曾祺就说过：“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大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我的初期的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做过多的补充。后来稍稍展开一些，有较多的虚构，也有一点点情节。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在小说家眼里，散文或许比小说更自由，更可以率性为之。小说家有意识地征用“散文”篡改“小说”，贪的就是散文的解放感。“小说的散文化”作为现代文学的潜流和隐脉，当然因为“小说的不散文化”的滔滔大河在焉。一些作家之所以努力实践“小说的散文化”，是因为他们把“散文”看作是“反抗”小说形式严整的武器。
“小说的散文化”，为的是挣脱精神的桎梏和情节的牢笼。这也表明，小说和散文的边界不是习惯意义上的“虚构”和“真实”的分野。如果以“是否真实”来厘定散文的边界，如古耜先生在《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一文中所说“主体的真情实感和客体的守真求实，仍然是多数人坚持的写作底线”，那么在具体创作实践中无法找到“散文的边界”。因为“主体的真情实感”是一切真正文学的底线，不是散文独有的底线；而“客体的守真求实”既然也能宽容“写意”“存在”和“想象”的真实，显然是承认散文越界至小说的“虚构”。进而，对散文边界的厘定是不是可以从纠缠于“观念”之争转变为具体散文的“实践”问题。
小说家同样以他们的写作实践着小说可以“非虚构”的范例。余华的《兄弟》《第七天》和阎连科的《炸裂志》，宣称关注的是某些新闻事件，但这些小说的“非虚构”只是“虚构”的由头。陈丹燕的《成为和平饭店》、乔叶的《拆楼记》《建楼记》更是直接以“非虚构小说”作为文类标识。他们强调小说的“非虚构”，比如乔叶谈到这两部作品“确实是我姐姐家那个村子里有这么一回事，在确定要写作这个题材之后，我就对事件进展进行密切跟踪，一有风吹草动就回老家。创作这两部作品的动因，首先是因为它就在那儿，不需要我去构思，事件本身的微妙性、复杂性和新闻事件式的热点性，对我产生的诱惑促使我到事件当中去看，去参与”。同时，她又相信其文学意图的实现必须借助“小说”这一文类才能兑现，“我经过了很严格的采访，如实记述了这件事情，是小说化的‘非虚构’。”“我要写的这种东西，需要小说的技法才能把我想要的这种效果表达出来”。同样，陈丹燕也认为：“用小说而不是历史的形式去写和平饭店，正是这个故事本身的需要。这种结构，这种文体是矛盾的，但我觉得不这样去写，就无法容纳它的丰富性和多面性。”
像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冬牧场》、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高晖的《康家村纪事》等，这些“散文”骨子里都“化”入了“小说”。但散文向小说学习还不止于技术的征用。小说家写散文，有一部分原因的确是舍不得写小说剩下的“边角料”，但许多小说家会在适当的时候去经营一块“整料”的散文。像贾平凹《一块土地》那样大开大合地做减法，像苏瓷瓷《一望无际的忧伤》在一个点上蜿蜒盘旋，像阎连科《我与父辈》以思想穿越化解事件，像王安忆《东边日出西边雨》闪烁隐约晦暗幽深……莫言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是唯一的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当下散文少见这种小说实践中开合自如的“主体的真情实感”。因此，散文从小说引进一些小说专属的技术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于散文这种“近日常生活”的文类，尤其要思考从生活跨入文学“我”的创造性和想象性重构。
散文需要地理大发现、行业揭秘、阶层互窥、时代翻案等这些“非虚构”“原生态”的生活“真实”，但从生活到文学不是简单的复制和还原。在“我”的创造性和想象性重构上，小说已经走得很远，散文还可以走得比现在更远。直接地说吧，“想象力不足的缺陷”，在当下散文和小说中都存在，而散文尤甚。在“非虚构”“原生态”“生活流”等旗帜下，散文养成了对某个“角落”“行当”“阶层”“时代”生活实录的过度依赖症。过于依赖日常生活，不能穿越日常生活的写作是危险的。文学，当然包括散文，需要有重构日常生活的能力。
应该说，散文在重构日常生活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类属性，即便固守散文不能“虚构”的立场，散文依然可以对“实”进行想象性的重构和再造。只是和小说不同，散文不仅仅“我”是裸露的，而且呈现方式也可以是碎片化的、流动不居的。但需要警惕的是，由于“我”的强烈“在场”，散文对日常生活的重建容易发展成对生活的劫持。而如果文学对生活的劫持被合法化了，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假文学之名，对生活的篡改、涂抹、僭越都是合法的——文学可以在不追问生活之真的前提下直接去玄想文学之美。更可怕的是许多非文学的看不见的手，将会在文学与生活的不正常关系下奴役文学，比如主题先行的文学。
现代中国获得自我解放的智识者，经由散文传达他们所触摸的世界，也把他们摇曳多姿的心灵世界放置散文中间，而散文的疆域在现代中国的拓展和收敛，也正好可以让我们窥破时代的精神动向。散文从“五四”时代的汪洋恣肆，至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生态的窒息拘束发展出“形散神聚”的审美教条，再到思想解放运动中“讲真话”的现代散文精神回归，以至于上世纪90年代“大散文”的力倡，百年散文的文类史，其实是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但我们动辄追慕现代散文个性张扬的好时光，其实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俞平伯、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以降，不论阶级，不论政治趣味，也不论是新文学，还是“鸳鸯蝴蝶派”，不论是“京”，还是“海”，散文似乎也只是文人们的事。散文的自由只是少数人、有限度的自由。所以，《天涯》杂志一直推动进行“民间语文”的调查。这件事做好了，是不是可以让散文的疆域辽阔一点？其实很多时候，写作者一直存在着先验的等级观念，以为主题庄严、沉潜灵魂的就该是散文的正宗。
如果要对散文命名，我倾向认为散文是一种可以全民参与的，最大可能包容个人“私想”的文类。
一个时代正常的文学生态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散文这种门槛较低的文类，更是有着庞大的金字塔底座。因此，散文生态应该是充分敞开的，文学的段位和境界高下应该有另外的尺子来丈量。维护散文生态民主的本性，不意味着放弃文学的基本理想和立场。应该看到，当下散文写作海量增长伴随的是“有效写作”被淹没。时尚写作、类型化写作的可复制性，进一步推动写作成为一种无节制的“码字”行为。由此散文的写作开始分化，既可以进入消费性的制作，同样也可以保持清醒、警惕的自律，创造并坚守散文动态的、弹性的美学规范而成为汉语文学的个性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