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生产性的深层语言游戏，创造出更富有魔力和超越性的汉语文本。

　　2005年，学者朱竞曾主编文集《汉语的危机》，收录了若干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反省文字。在这本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书中，一个久被忽略的现象被全方位地敞开：大多数中国人赖以安顿精神的汉语正在生病，已经在学术表述和日常应用中丧失了它本有的优美和力量，保卫汉语已经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使命。

　　从根本上说，朱竞等人的话语表征了一种深刻的谱系意识。语言是思想的家，汉语知识分子注定要生活在历史赐给我们的家中。离开了汉语，我们就会沦落为本土的异乡人。从根本上说，不是我们在说汉语，而是汉语在说我们。汉语的灵性就是我们的理性，汉语的残缺就是我们的残缺。某种语言和属于它的人拥有共同的命运。这是个朴实的道理，但却被遗忘多年。从晚清时期起，语言工具论就开始蔓延，造就出大批漠视乃至仇恨传统文化的个体。此后，语言的根基性和神圣性被漠视和嘲笑。它被贬为随时可以抛弃的工具，似乎与锤子、斧头、烟灰缸并无本质区别。在许多激进者眼中，汉语不过是诸多工具中落后的一种，已经无法承担现代之思。它即使不被抛弃，也需要简化。譬如，胡适就曾把语言称为工具：“这般人都得了一个工具，一个文学的工具，一个语言的工具，将来都可能成为国语文学的作家。”（《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在他看来，文言文已经是不合用的工具，真正活的国语只能是源于民间的白话。这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如此轻率地评价自己的母语，无疑敞开了语言工具论之弊。吊诡的是，这类成问题的宣言却赢得了广泛的响应：从推行简化字到破四旧，汉语屡次遭受重创。在对现代汉语的检讨中，古代汉语时常被国人判决为有罪责的语言，似乎现代汉语的新生只能始于向古代汉语的彻底诀别。这种立场延续到21世纪初。2001年，当时颇有影响的青年学者摩罗发表了《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粤海风》2001年第5期）。这篇文章直接探讨的虽然是中学语文教学问题，但其首要任务却是为古代汉语出具在他看来延宕已久的死亡证明，完成对古代汉语的送葬仪式。在文章中，作者多次宣称古代汉语是“一种业已死亡的语言”，应该属于墓地和展览馆，而不应被强行拖入现代人的生活中，让已死的语言和语法戕害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受此影响，对汉语的持续漠视最终结出了“恶之花”：许多汉语知识分子沦落为不谙汉语的无根者；国民的汉语词汇量急剧减少；大学校长读错字；研究生只能写出扭曲、破碎、残缺、豪无美感的句子。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呼吁保卫汉语的声音才开始升起。它有些苍凉，透露出些许无奈意味，但却道出了部分真相。

　　可喜的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汉语的命运出现了转机。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率先重估传统，国学热再度兴起，部分电视台也推出了旨在复兴汉语的节目。与莫言等汉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这是个可喜的征兆，预示着汉语复兴运动已经再次开始。现在，是否复兴汉语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如何复兴：作为汉语的传人，我们应该怎样建设自己精神的居所？

　　事实上，答案已经显现出来：推动汉语复兴的我们要不断回到它的源头，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过去已经永远过去，活在当下的人们只能走向未来。在这方面，西方的文艺复兴可以提供重要的参照。我们知道，西方文化的文艺复兴由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立场所推动：一方面，复活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文化成为持久的风气，另一方面，对于古代权威的批评日益成为文学乃至文化的主题。这两种立场实际上并不矛盾：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古代文化是不可能复活的，“我”在试图复活古代文化时所造就的是一种新的文化，而“我”作为复兴行动的主体完全有理由批判性地对待古代文化，所以，复活古代文化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将古代复活为当下文化创造的资源。对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作者布克哈特总结得非常清晰：“文艺复兴不仅是片段的模仿或零碎的搜集，而是一个新生……”与西方文化的文艺复兴一样，汉语文艺复兴也必须超越对圣贤之学的单纯继承，以批判、选择、整合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完成汉语文化从前现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汉语的字、词、文本都必须经历必要的革命，以消解积淀于其中的主奴关系、等级意识、家族本位观念，使它原本具有的众生平等（如道家的某些思想向度）、万物和谐共处、尊重自然的观念发扬光大，最终造就出一种立足于个体良知而又泛爱众生的全新汉语文化。在复活古代汉语时，后者所承载的等级观念、道德中心主义、欠分化的致思状态都应该退回到资料和背景的位置上，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生产性的深层语言游戏，创造出更富有魔力和超越性的汉语文本。中学语文课本和公民启蒙读物要选择能体现古人“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意识和“不可夺志”之高迈、独立、坦荡精神的古代汉语篇章。总而言之，汉语复兴应该属于中华民族自我超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