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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和宽容(上)

发稿时间:2014-01-20 00:00:00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作者:余秋雨 焦杨

  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鲁迅先生称之为“国民性”,其实这个比政治更重要。政治千变万化,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不太容易改变。

  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责”,是余秋雨现在特别渴望的公众舆论氛围

  2012年底,洋洋十八卷《余秋雨书系》出版,囊括了迄今为止余秋雨所写的全部重要作品,其中包括两部新作,《何谓文化》和《中国文脉》。一些读者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宣称“封笔”的余秋雨重新出山了?

  对“封笔”之说,在余秋雨本人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

  “我没有打算过'封笔',”余秋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再讲一下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在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过,'如果我们国家的盗版,得不到控制的话,我们的作家就都不能再写下去了。'结果给记者写成了我要封笔。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反盗版的意义上谈这个问题的。”

  曾几何时,余秋雨引发过很大的争议,“秋风秋雨愁煞人”,给人骂了那么久,他心里似乎总有那么点疙瘩:“我觉得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当然会有不同的爱好者人群,这太正常不过了。你可以喜欢这类,也可以喜欢那类,但是不喜欢就要骂,我不赞成。”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他特别提到了已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先生。章先生去世之前,曾为余秋雨辩白:余秋雨没有抄袭他的《洪升年谱》。

  “我和章先生并不相识,”余秋雨对本刊记者说,“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托别人介绍一下,之后请他出来吃个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拿起酒杯,向他深深地三鞠躬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之情。但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章培恒教授就去世了。”

  毫无疑问,“余秋雨”不仅是作家富豪榜的常客,还成为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数年前,上海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2012年10月,“秋雨书院”又在北京举行了揭牌仪式,当然,其间舆论既有支持鼓励,也有批评嘲笑。

  或许因为这些年来遭遇的这么多情况,“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责”,是余秋雨现在特别渴望的公众舆论氛围。

  几位巨匠回答了“何谓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本书名叫《何谓文化》,会不会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大?

  余秋雨:我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顺序是倒过来的:先有文稿,后有书名。

  创作契机是因为我以前在海外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家问起:“何谓文化?”越是到现在,这样的问题就越明显,大家很希望有一个文化人来讲讲:到底什么是文化。

  在台湾,每年都要评选出一位五星级市长,当选的市长会邀请我去作一次演讲,讲讲什么是文化。我也很努力地想过这个问题,觉得最好的答案,就是一群已经离开我们的文化巨匠,他们用生命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五位巨匠。

  一位是大家熟悉的谢晋导演。谢晋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都是弱智,在这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儿子,每天都在透过门孔向外看,等待着爸爸回家。由于每天都趴在门孔上,眉毛都磨光了,就是为了等谢晋回来。我听后觉得很感动,后来我说:“谢导,其实这个门孔、这扇门就是文化。即使门在关闭的时候,也会从门孔透出一丝亮光;透过门孔,让大家看到世间的风光、人性的风光。而你呢,就像你的儿子一样,不离不弃地守着这一点亮光。”

  谢导听了我的话也很激动。大家想想,谢晋导演的一生拍摄了那么多精彩的电影,而当他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还要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高大而疲惫的背影。我曾在书中写道:我们经常会流泪,但是这个流泪不是基于同情,是出于仰望,这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的文化人。他把一个精神混乱的漩涡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圣殿。这就是谢晋导演。

  他去世的时候,我为他撰写了碑文,这篇碑文也被收录在了《何谓文化》里。就我来说,谢晋导演的一生是一个极度富有责任感的、充满着古典主义的一生,他是用生命来填充“文化”二字的。

  第二位是巴金。提到巴金我们就更熟了,他活到了100多岁。巴金为人朴实,他不是闯将,也不是会高声呐喊的人,他用温和的眼光,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坚持人道主义、坚持自由。而在1976年以后,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批判一些“棍子”,包括姚文元、张春桥这些人;另一件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呼唤大家“说真话”。巴金有一部书就叫《说真话》,他呼吁自由、呼吁人道。他先撤“棍子”,然后呼吁大家“说真话”。

  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像巴金这样的人和事就构成了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位是黄佐临,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知道。他是萧伯纳的学生。萧伯纳我们都知道,是欧洲的文化大师。黄佐临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就是1937年7月10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天就从英国回来。在临走之前,黄佐临先生曾去找过萧伯纳,萧伯纳以为,黄佐临先生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发生了战争,想留在英国而去找他的,但是黄佐临却是为了回国,并且在临别的时候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种国破家亡的事情,一定要回去。”这叫“赴国难”。

  回国后,他居然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我们所喜欢的老演员都是他带出来的。这让我们感觉在战争时期,文化人也可以表现出尊严。我觉得黄佐临很了不起,所以我书里写道:“最好的艺术的背景应该是黑色,而不是金色。”他就是在黑色的环境下,依然创作出那么好的艺术来。

  1949年后,黄佐临先生提出了“三大戏剧体系观”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写意戏剧体系观”的主张。这是轰动世界戏剧界的成果,这一点也证明了,就算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文化也有声音,也有作为。这就是我从黄佐临先生那得到的回答。

  我想大家已经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想通过一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来说明“何谓文化”。这些巨匠用他的生命诠释了文化。这样的回答比起学术回答会不会更容易理解一点?

  周总理和章先生

  《瞭望东方周刊》:书里还有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篇幅,作为一本诠释文化的书,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位政治人物?

  余秋雨:我讲到了周恩来总理,讲述了他是怎么在“文革”当中,在文化最混乱的时候,排除万难启动了文化重建工程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十年的“文革”破坏了很多文物,但是为什么兵马俑、河姆渡文化遗址这些对我们有着崇高意义的文物遗址都是在“文革”中被发现的?这都要归功于周恩来总理,是他启动了文化重建工程。我虽然没有见过周恩来总理,但因为他对文化的巨大贡献,我也将他加入了《何谓文化》里,他是书中唯一一个不是文化人的政治人物。

  我还写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文化人,这个人叫章培恒,是复旦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的所长,被日本的学者称为“继钱鍾书先生后,最重要的文史百科全书”。

  我这个人,没有任何职位,有名无权,老在报纸上被人骂来骂去的。在我挨骂的时候,中国文化人都是看热闹的多,但每次总有一个人站出来讲话,这人就是我并不认识的章培恒教授。他当时病得很重,还为我说了那么多话,我很想感谢他。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托别人介绍一下,之后请他出来吃个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拿起酒杯,向他深深地三鞠躬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之情。但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章培恒教授就去世了。所以关于他的章节就叫《欠君三拜》。因为我欠章培恒教授三鞠躬。

  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得过一个很重要的奖项,奖杯的底座是一只陶制的骆驼。虽然不值钱,但是有个象征:你们都是从文化沙漠里走出来的人。当时发奖的时候,有20个人获奖,但是有10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是家属来领奖的,当时走在最后的就是章培恒这头骆驼和我这头骆驼。

  尽管我没有和他讲过话,但是我认为,这头骆驼在倒下前,将最后的热情转达给了另外一头骆驼。我觉得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即使有多么不好的环境,他也会发现自己的同类,而且把最后的热量,交付给他。尽管他们之间根本不认识。■(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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