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更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成为从我国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谢天振教授在清华大学“中国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高峰论坛”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上其实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误区。

　　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国家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认识误区，即把这个问题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普通的翻译问题，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然而，中国文学、文化要“走出去”，是否只要迈过语言翻译这“第一道坎”就万事大吉了呢？答案恐怕远非如此简单。

　　时间差，语言差

　　上述思维方式的背后涉及的是对翻译的认识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对翻译的绝大多数认识，包括翻译理论、思想、主张、标准、目标等，都是建立在“译入”(in-comingtranslation)而不是“译出”(out-goingtranslation)基础上的。具体而言，这些认识都是站在接受者立场上对其从事的翻译活动展开的思考。传统译学理念的转折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以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ItamarEven-Zohar)、比利时籍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和英国比较文学家兼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等人为代表的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提出了“多元系统论”，“翻译即改写”说，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等。他们意识到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一种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活动，翻译现象也不是简单孤立的文本翻译行为，翻译行为本身，包括翻译的方法、策略甚至翻译的结果，必然要受到翻译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语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样，人们开始将目光从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跳出来，关注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文本等值和忠实问题，而是开始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诸多外部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开始关注“权力关系和文本生产”的问题，并阐释翻译与译入语文化和文学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

　　借助译介学的视角，我们重新来审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就不会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一个仅仅关涉语言文字转换的翻译问题，而就会注意到它与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传播的方式、途径、接受心态等相关的因素。在涉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议题上，我觉得还有两个具体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语言差，另一是时间差。

　　所谓语言差，指的是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民学习、掌握汉语要来得容易。这种语言差使得中国能够有较多精通英、法、德、俄等西方语言并理解相关文化的专家学者，而在西方我们不可能指望有许多精通汉语并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更不可能指望有大批能够直接阅读中文作品、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普通读者。

　　所谓时间差，指的是中国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罢了。这种时间上的差别，使得我们拥有丰厚的西方文化的积累，中国的广大读者也都能较轻易地阅读和理解译自西方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而西方则不具备我们这样的优势，他们更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国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的读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当今西方各国的中国作品的普通读者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的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明乎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今西方国家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对原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删节。

　　译介经典，在西方却评价很低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具体的个案，来更进一步深入地考察和分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红楼梦》的英译已经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但迄今为止，《红楼梦》120回全本在英语世界里只有两个英文全译本：1973年英国翻译家霍克思、闵福德翻译的TheStoryoftheStone(简称“霍译本”)和1978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ADreamofRedMansions(简称“杨译本”)。如所周知，自这两个译本问世以来，杨译本的质量和水平在我国翻译界一直备受推崇。然而，一个也许是我们以前无意忽视、也许是有意回避、然而却又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且令我们颇感几分沮丧的事实是，与霍译本相比，杨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和影响(从译本的印刷数、再版数、图书馆的借阅人次数以及译本的被引用率、相关重要文学选本的入选率等数据看)却远不如霍译本。江帆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里，根据她在美国高校实地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指出：“首先，英美学术圈对霍译本的实际认同程度远远超过了杨译本：英语世界的中国或亚洲文学史、文学选集和文学概论一般都直接收录或援引霍译本片段，《朗曼世界文学选集》选择的也是霍译本片段，杨译本在类似的选集中很少露面；在相关学术论著中，作者一般都将两种译本并列为参考书目，也对杨译本表示相当的尊重，但在实际需要引用原文片段时，选用的都是霍译本，极少将杨译本作为引文来源。其次，以馆藏量为依据，以美国依利诺斯州（Illinois）为样本，全州六十五所大学的联合馆藏目录（I-Share）表明，13所大学存有霍克思译本，只有2所大学存有杨译本。最后，以英语世界最大的Amazon购书网站的读者对两种译本的留言和评分为依据，我们发现，在有限的普通读者群中，霍译本获得了一致的推崇，而杨译本在同样的读者群中的评价却相当低，二者之间的分数相差悬殊，部分读者对杨译本的评论甚至极为严苛。”

　　在今天我们纪念杨宪益先生去世的时候，举出以上事实，也许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会被认为是对杨先生的大不敬。其实以上事实并不能动摇我们对杨宪益先生的尊崇，也不会让我们对杨先生高超的译艺产生怀疑。我们之所以举出以上事实，正是出于对杨先生的尊崇和热爱。我们唯有冷静地直面事实，通过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引发国内翻译界、文化界的反思，从而让杨先生、以及让许许多多像杨先生一样正在勤勤恳恳地从事中译外事业的翻译家们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回报，在世界上产生应有的影响。

　　有两个小例子可以清楚地显示杨译本和霍译本在翻译方法上的不同取向。《红楼梦》第16回有一句俗语“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两个译本分别翻译如下：

　　Always“oneeyeonthedishandtheotheronthesaucepan”.(霍译)

　　Keeponeeyeonthebowlandtheotheronthepan.(杨译)

　　第24回里的一句俗语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两个译本也是明显不同：

　　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makebreadwithoutflour.(霍译)

　　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cookamealwithoutrice.(杨译)

　　中国译界以往对这两种不同取向的翻译方法通常都是贬霍褒杨，认为杨译忠实原文，霍译“用面粉和面包代替了大米，餐碟代替了饭碗，平锅变成了长柄锅”，很不可取。然而如果我们能站在英语读者的接受立场来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我们与西方读者对彼此的了解之间所存在的时间差，那么我们对这两个译本的比较，也许会有另一个结果。

　　另一个个案是对《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的研究。从1981年起，为了扩大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国家外文局下属的中国文学杂志社主持编辑并翻译出版了一套“熊猫丛书”，是一个典型的国家体制下的对外译介行为。“熊猫丛书”持续了20多年，共出版了英文版图书149部，法文版图书66部，另外还有少量的日文和德文版图书。研究者耿强博士同样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翔实的数据，展示出“熊猫丛书”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上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以及进入新世纪以后)其翻译、出版、销售数量的变化，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等许多图书馆的馆藏数量的变化，指出“熊猫丛书”的翻译生产，“不仅受到本土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要接受异域文化环境的检视与考验”。

　　由此可见，那种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或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学和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的观点，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而没有考虑到译成外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国外传播、被国外的读者接受的问题。一千多年来中外文学、文化的译介史早就表明，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所以能被周边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不是靠我们的翻译家把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成他们的文字，然后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的，而主要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翻译家，或是来中国取经，或是依靠他们在本国获取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发行，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影响的。我们即使出版了一本甚至一批翻译质量不错的中译外的译作，但是如果这些译作没有能为国外广大读者所阅读、所接受、所喜爱的话，那么凭借这样的译作，中国文化显然是难以走出去的。

　　树立国际合作的观念

　　今天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时，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观念，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摒弃那种以为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能指望外国人”的偏见。事实上，国外有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从事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介，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进他们各自的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假如我们对他们能给予精神上、物质上乃至具体翻译实践上的帮助的话，那么他们在中译外的工作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中国文学和文化通过他们的努力，也必将在他们的国家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从而产生更大、更有实质性的影响。

　　有鉴于此，为了让中国文学和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去，我觉得我们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件是设立专项基金，鼓励、资助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工作。我们可以请相关专家学者开出一批希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书目，向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中译外翻译家招标，中标者不仅要负责翻译，同时还要负责落实译作在各自国家的出版，这样做对促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在国外的流通有切实的效果。与此同时，基金也可对主动翻译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品的译者进行资助。尽管这些作品不是我们推荐翻译的作品，但毕竟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作品，而且因为是他们主动选择翻译的，也许更会受到相应国家读者的欢迎。

　　另一件事是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或几个中译外的常设基地，这种基地相当于某些国家的翻译工作坊或“翻译夏令营”。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我们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当然，鉴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差和时间差，我们不可能指望西方也像我们国家一样拥有众多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因此，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方式，我国的中译外翻译工作者也完全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事发挥他们的作用，作出他们的贡献。事实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件事上，全靠我们中国人固然不行，但全靠外国人也是不行的。（1389期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