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1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通电，称“私立师范学校应加以限制。如已立案，确有成绩，且为省市所需，即由省市收归公办；未经立案，应限期停办。”同年11月5日，颁布了10年之久《修正私立学校规程》第一次做出修订，明确提出“私立学校不能设分校，也不能设立各级师范学校”，并称“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均以党义、军事训练、国文、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这标志着，一个争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议题，终于以令人尴尬的方式盖棺定论。

　　两大流派博弈民国师范教育

　　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理念是自甲午之败后，向日本学习、模仿而来（参与本报2012年10月26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立》），但从一开始就分两派：独派和统派，两派长期博弈，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独派主张师范院校独立运行，减少国家干预；而统派主张将师范教育纳入综合院校中，以国家为主导。前者重视师范教育的独特性、专业性，后者强调综合素质。这本是教育方法之争，难分优劣，可惜从一开始，该争论便被打上了政治的标签。

　　在清末时，独派占压倒性优势，因清政府官办师范极为失败，被梁启超讽为“其聘用西人者，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此外也因经费不足，无法普及，于是私立师范成为主流，社会力量的参与极大地推动了师范教育发展，到清亡时，全国有师范院校253所，学生2.85万人。

　　但到民初时，统派后来居上。因作为模板的日本高级师范完全由国家统管，1913年，教育总长范源濂力推“六大师范区”制，美其名曰：“高等师范学校定为国立，由中央直辖，无论为校若干，悉以国家之精神为精神，以国家之主义为主义。”

　　在政府干预下，仅仅3年，师范院校便锐减到195所，学生亦减至2.496万人。北伐成功后，虽放宽了对私立师范的限制，却硬性植入美式教育制度，将基层师范与中学合并，成立综合性中学，将高等师范与大学合并，成立综合性大学，结果越搞越乱，到抗战前，仍未能走出低谷。

　　“师荒”现象令人愁

　　抗战爆发后，国家对师范院校的管控陡然强化。一方面，清亡后，作为基层社会支柱的乡绅阶层纷纷涌入城镇，造成农村管理失序，矛盾尖锐，教育成为地方博弈的重要力量，乡村师范作用一下被凸显出来。甚至可以说，谁把握了地方师范，就把握了该地人们的观念。在抗战期间，这个效应被进一步被放大。

　　另一方面，在沦陷区，日方对基层师范管控极为严格，逼得国统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很被动。师范教育从原来传授知识，提高到了“精神国防”的层面。

　　然而，多年积欠形成的恶果，此时充分显露了出来。按战争初期情况统计，以当时儿童入学率22%计算，中国共需专业教师122.56万人，可实际上只有61万人，随着半壁江山沦落敌手，“师荒”现象更趋严重，以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也承认：“小学师资之缺乏，为目前严重之问题。”

　　“师荒”的源头在于“生荒”，学生们普遍不愿意上师范院校，已入学的因为对前途悲观，纷纷要求退学。到1943年时，问题已发展至骑虎难下的局面，不得不进一步强化国家管控。

　　赶快来点物质刺激

　　师范生原本享有国家补助，可战争造成物价飞涨，那点补助已不敷支出。普通高校学生可申请实际上无需归还的助学金贷款，这一抗战时期的惠政，却对师范院校造成一定的冲击。

　　为此，国民政府紧急加大投入，每人人均先补30元，并很快出台政策，决议师范生待遇参照军校学生标准。除膳食免费外，书籍文具、制服、被褥、鞋袜一律由政府负担，报到和毕业时均发给旅费。因物价飞涨，1942年起还决定师范生每月一律再发米2斗1升，原来的膳费亦不减免，充作副食费。以广东为例，到1942年时，师范生每月补贴已达28元，所有县级师范均已被覆盖。

　　除了保底之外，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激励性的办法，比如设立师范生奖学金，每年奖励面覆盖2万名，每人可得120元奖金。

　　除物质鼓励之外，国民政府还推动了“推进师范教育运动”，通过大力宣传，鼓励青年人投身教育，规定自1942年起，每年3月29日-4月2日，举行“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

　　这些举措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成果，在校师范生数量已与战前相当，但在各师范院校中也出现了腐败、低效率的情况，“师荒”局面虽有数字上的缓解，却并未发生根本改观。

　　导师制让两派矛盾激化

　　国家投入如此巨大，是为了起到“精神国防”的作用，自然会把自己的意志附加其中。故陈立夫上台后不久便力推“导师制”，可没想到，这一措施却造成独派、统派矛盾激化。

　　导师制与学分制、班建制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模式，源于牛津大学，它的优点在于密切师生关系。教育部希望借此加大集权，故表态此举是为了“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知识传播而忽于德育指导，及免除师生关系日见疏远而趋于商业化起见”。

　　与导师制配套的，是一整套形式主义的做法。按当时的《青年训练大纲》要求，“使青年耳听心唯，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学生需依照“军人读训之精神自省自立”。师范院校被要求按军队标准过“总理纪念周”，即每周一上午9-12点全员参与固定的仪式，三次无故不到即遭处分。此外，还有许多繁文缛节，校园中挂谁的画像，多大尺寸，挂在哪里，都有具体规定，且要求老师批阅学生生活日记等。师范生入校要参加军事训练，训练后还要当众宣誓：“余敬宣誓：余以至诚爱我中华民族，信仰三民主义，恪守领袖训示，服从政府法令。”

　　这些违背教育精神的做法，当然无法被独派认同，私立师范学校认为此举增加了成本，给教学管理带来困难，所以全力反对，使导师制始终贯彻不下去。

　　导师制就这么不了了之

　　导师制要求将学生分为若干组，每组5-15人，配一名导师，进行综合管理，导师要对学生成绩、道德、行为、思想等负责。

　　可问题是，导师制与当时具体环境严重不匹配。师范院校多女生，而女教师极少，能当导师的更少，“今日之学校中，求能得道貌岸然、学识深湛，言足以感学生行足以化学生之教师为导师而当之无愧者，百不得一”。

　　此外，民国时期师范毕业时有会考。如不能通过，即无法获得教师资格，所以师范生从跨入校门那一天起，便全力为毕业会考而努力，导师制影响他们复习功课，因此学生们很不满。

　　导师制无法落地生根，有更客观的原因，现代大学制度在英国已有数百年传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文化，导师制是从中世纪经院的传道制度演化而来，经过长期磨合方才定型。而当时中国仅仅是功利性引入，希望短期内就能立竿见影，不顾当时教学资源不足、缺乏合格教师等因素，自然会出现“中国就是厉害，外国的好东西来一样毁一样”效应，在当时小说《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对导师制也极尽挖苦之能事。

　　私立师范教育成了眼中钉

　　在独派的一片反对声中，到1943年，导师制已基本搁浅，如何体面的下台，已成了大问题。事实上，第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便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强推导师制，改成每年级设置一名导师，实际上只是个摆设。

　　面对挫折，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人员并未更多检讨自身的原因，而是将怨气撒到了独派身上，教育家叶松坡就曾表示：“负责实施的人缺乏诚心，没有毅力，马马虎虎，敷衍塞责，所谓'有治法而无治人'，各种制度、方法每变虚应故事，成为具文而已。”

　　经过此番挫折，近一步加强了教育部限制私立教育的决心，这为修订《修正私立学校规程》提供了契机。在抗战初，6所私立大学停办，11所公立大学停办，使私立高等教育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一度达到了51.1%。而抗战中，先后成立了5所国立高等师范，私立师范基本被边缘化，原本独派和统派相对均衡，此时打破平衡完全成了一边倒。

　　一个尚未结束的争论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始于私立师范院校，中国第一所现代师范院校即为张謇创办的民立通州师范学校。正是私立院校的巨大推动，使中国师范教育突破重围，迅速发展。

　　其实，民国时期私立师范院校同样免学费，只收膳食费等，当时法律也明确规定，私立学校属于公益教育机构，不允许以营利为目的。私立教育有公立教育难以匹敌的优点，比如“校长无变更，斯计划无改易，如有所举，计必成之”、“教职各员，多以义合，凡关教务，皆愿尽力，学生功课，督责尤严”。私立教育要对董事会负责，故效率更高，能坚持专家治校，不会养大批行政人员，更不会因派系等因素造成教学管理人员频繁更替。

　　然而，私立教育资金实力不够，容易出现动荡，一些学校确有不规范行为，时人讽为“学店”。这些问题本可通过健全法制来逐步规范，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教育成了“前线”，人们没有耐心去等待，最终，独派与统派的学术之争在政治裁判下分出了胜负，独派因此出局，而统派亦未取胜，反而成了千夫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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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时：被判刑12年的教育家

　　在中国民办大学史上，陈时是一位不能被遗忘的人物。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后并入华中师范大学），被时人尊为“南陈北张”（北张，即张伯苓）。由于他在“土改”中被错误判刑12年，兼之英年早逝，他一生为之努力奋斗的学校亦未能留名到今天，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寥寥无几。

　　陈时生于1891年，16岁赴日求学，曾在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泽渝吉创办的私立庆应大学攻读，形成了“人才是国家的财富，教育是治国的根本”的观念。1911年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曾任湖北军政府财务司秘书，后辞官办学。1912年5月随父陈宣恺创办“中华学校”，1913年4月正式到教育部注册成大学，1915年获批，而张伯苓的南开大学是4年后才获准的。父亲去世，陈时接任校长一职，艰苦经营长达20多年。

　　为办好大学，陈家可谓毁家办学，先后捐出田地200石、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图书3000余部。

　　中华大学以“成德、达材、独立、进取”为校训，先后延请了黄侃、施洋等名家任教，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冯玉祥、李公朴、范长江、陶行知、邹韬奋等曾到校演讲，而来华访学的杜威、泰戈尔也曾在校园中办过讲座，培养出了恽代英、陈昌浩、王亚南、李之龙、马骏、林育南等革命者。“五四”运动时，湖北地区学生运动的指挥部即设在中华大学校内。1917年，教育部举行首次留学生考试，总共录取几十名，而中华大学即有5人入榜，位列全国高校第三名，可见其教学质量之高。

　　由于经费紧张，陈时曾效法武训，沿街乞讨，他曾坦承“算到艰谋之时，亦曾动自杀成仁之念”。由于办学成绩突出，政府多次补贴、奖励中华大学。即使是在艰难的1942年，国民政府还是补助了15万元。

　　曾有许多政客希望将中华大学收入名下，但陈时始终不为所动。武汉沦陷前，陈时昔日老师重光葵曾希望他留下为日军效力，虽然陈时对重光葵十分敬仰，他办学亦受之影响，但他断然拒绝劝诱，举校迁往重庆。

　　新中国成立后，陈时加入民革，并将中华大学捐献了出来。遗憾的是，他在“土改”期间被错判12年徒刑（2年缓刑），不久去世，1984年才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