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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被掩盖的能臣

发稿时间:2013-12-05 00:00:00

  在文学创作方面,曾巩上学韩愈,师承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中坚,散文成就很高。《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宋代以降,许多人将其作品奉为典范,他因此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享誉千年,至今不衰。然而,纵观曾巩一生经历,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只不过在那个文化重于经济、诗文贵于粟粒的特殊时代,其行政才干被耀眼的文名所掩盖罢了。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39岁考上进士后,除了在京城任过很短时间的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外,大部分时间在浙江、山东、江西、福建、安徽、河北等地基层任职,前后长达十余年,所到之处,打击豪强、抵制兼并、兴修水利、减赋救灾,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成效卓著,颇有政声,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臣干吏。

  一、越州,饥年不荒,农事不乏

  熙宁二年(1069),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说了实话,结果把两边都得罪了,心生不安,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宋神宗安排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通判。北宋的通判,虽然是个副职,但在处理政事上,是与知州同享权、共担责的,即所谓“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曾巩当年六月到任,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这地方有个老习惯,那就是从酒场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曾经有一段时间,酒场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州上便想了个法子,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当初确定了七年的期限,然而,期限已到,政府却“责赋如初”,横征暴敛,丝毫没有按规定停征的迹象,老百姓怨声载道。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当时,又正值越州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考虑到常平仓(古代一种调节米价的方法,筑仓储谷,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不够救济灾民,而遍布乡野的老百姓又不便到城里购粮,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曾巩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当曾巩看到富户们申报上来的储量达到十五万石时,他的心里塌实了。他又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粮食,无异于雪中送炭。同时,他还大筹集资金五万钱,借给无钱的农户购买种子。通过这两项措施的施行,越州百姓终于平稳度过了灾年,不但没有人饿死之民,而且实现了饥年不荒、农事不乏,广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绿。

  二、齐州,守土有责,除暴安良

  熙宁四年(1071年),曾巩调齐州(今山东济南市)任知州。作为地方一把手,曾巩深知责任重于泰山,他不像现在有些官员,眼睛只盯着上面的好恶,专拣上头喜欢的事做,唯领导马首是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反倒把本身的守土爱民之责抛却一边,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劳民伤财。曾巩不这样,他既勤政,更务实,而且凡事从实际出发。当时,为治理河北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2万,按注册户口计算,当三丁抽一。但当他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盲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深入细致的人口普查工作,重新调查户籍情况,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九丁抽一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于是,他没有盲目按照上头要求的三丁抽一,而是按照九丁抽一执行。曾巩这一务实的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之家,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农民负担。

  自古以来,齐鲁便以民风的强悍著称,即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齐鲁多勇猛响马之帮”,黄巢起义、宋江落草、乃至清末的义和团拳乱,皆发端于齐鲁大地。曾巩当时任职的齐州,就被评价为:“野有群行之盗,里多武断之家”,是个有名的难治之乡,豪强地霸比比皆是。所以,曾巩这个知州,断非美差。曾巩清醒地认识到其难治之处,决定重拳出击,打击豪强,树立威信。济阳曲堤镇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百姓敢怒不敢言。曾巩初来乍到,便以此为突破口,搜集证据,迅速将周高法办,大快人心。章丘一带有豪强聚成一伙,号称“霸王社”,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一举端掉了这个犯罪团伙,对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五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科学治理,齐州犯罪率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其实,曾巩在齐州政绩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了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西湖(今大明湖),如今它已是济南的著名景点。等等。后人曾在千佛山建曾公祠,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曾巩又称南丰先生),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

  三、洪州,科学理政,大爱救灾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洪州是当时有名的文化繁荣之地,唐代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天下闻名。这里也的确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朱熹、文天祥这些旷世名儒,包括曾巩自己,均是出自这一名郡。到洪州,是曾巩多次向朝廷请求的结果,因为他母亲已经近九十,需要照顾。当然,养亲并未影响工作,他的务实态度和为民作风,已经不会随环境的改变而稍有松懈的。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大流行,而且呈漫延之势。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亭传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政府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以及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提供饮食和衣被,使这些人不至于受灾又挨饿受冻。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曾巩这一系列的举措,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充满着那个时代少有的人文关怀,践行了曾巩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人生信念,大灾显大爱。而且,他这一整套具有示范效应的救灾方法,为当时抗灾救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科学理念。

  当时,曾巩还有一事干得非常漂亮。朝廷派兵征讨安南(今越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粮草,搞好这支远征军的过境接待。俗话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数万人的吃喝拉撒,加上连拿带抢,这个协调工作可不是件易事。所以,大军南下,一路滔滔,弄得沿途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曾巩丝毫没有掉以轻心,而是提前作出筹划和安排,及时调度物资,科学安排吃住,巧妙安排过境时间,最后,大军过境,倒也秋毫无犯,许多城乡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大军曾经路过本地。

  四、福州,保障民利,直选住持

  熙宁十年(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这一年,他已经59岁了。在北宋,这种高龄还在任地方官的,除了照顾养老,就是被贬处放,要么是皇帝不太看好,曾巩也许属于后者。他自熙宁二年外放越州以来,已在多州任职近十年,以曾巩的文学名气和政治作为,皇帝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早就回京点翰林、当学士了。所以,同僚们都认为他怀才不遇,“巩负才名,久外徒,世颇谓偃蹇不偶。”(《宋史?曾巩传》不过,曾巩并无怨言,依然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他在福州任职仅一年,时间虽然很短,但政绩却不俗。

  他在福州任上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时,地方官的待遇不错,除了正常的工资津贴之外,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通过收取租金来发放补助。福州没有“职田”,但他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菜园,州上经营这块菜地得当,蔬菜一年四季源源不断地销售到菜市场,州官们单单是这笔菜钱每年就能增收三四十万钱。不过,官府的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们的菜卖不动,收入陡减,伤农很深。所以,州府的这个让官吏们富得流油的菜园子,成了老百姓“卖菜难”的祸根。曾巩调查了解到这一实情之后,愤慨地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政府应该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怎么能与民争利呢?曾巩立刻取消了这个“富官伤农”的菜园子,虽然自己的油水少了一大块,但保障了菜农的利益,老百姓为之欢呼。

  福州这地方还有一个怪现象,买官的少,买住持的多。何解?原来,福州历来兴佛教、多寺庙,有捐助寺庙的传统,除了国家拨付一定产业给寺庙外,许多百姓、富户,也纷纷给寺庙捐赠金钱地产之类,寺庙因此成为比政府更加富裕的地方。一时之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热门职业,一些好逸恶劳的流氓地痞破落户到处钻营,为捞一个当和尚的指标而费尽心机。一些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更是买通关节,贿赂官府,争当住持。于是,七闽大地,货赂公行,乌烟瘴气。曾巩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刹住这股歪风。曾巩颇有超前意识,他知道,要杜绝住持买卖,唯有“直选”。他安排人分别前往各地寺庙,把和尚们聚集一处,无记名投票推举住持,然后把这些“直选”出来的住持层层上报到州府,由州府发布聘任文书,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从而真正堵住了后门,打击了腐败,福州从此风清气正。

  以上只是曾巩从政数年间的点滴,他后来还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过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绩。与许多北宋士大夫不同的是,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爱民为出发点,简单,纯粹,执著。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群众冷暖的热点难点问题,为老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受到了普遍的好评,他任满离开齐州时,齐州老百姓竟然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他离开。而且,他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理念,实干加巧干,是一个干得成大事的能臣。

  然而,曾巩不像那些习惯于弄虚作假的政客,有一点泡子就吹嘘成气球那么大,甚至影子都没有的政绩也要瞎吹一番,欺上盲下,弄虚作假。曾巩却不这样,对于自己的政绩,他从不张扬和炫耀,每次上书皇帝,也仅只说些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其他只字不提。而这,恰恰成了曾巩的短处。由于曾巩不擅宣传自我,加上他在基层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对变法的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便在宋神宗面前打小报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曾巩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断言他不堪大用。从此,曾巩无法以才干立朝,一辈子没有得到更好的施展。可见,政见的异同,常常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同时,曾巩以文章著称于世,人们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绩,他那能臣干吏的卓越才干,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并影响了千余年来人们对他该有的全面评价,堪称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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