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的教育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曾惟经济主义马首是瞻，走上“扩招”、“升级”、“并校”的产业化和大跃进之路。而今我们有必要改革教育改革，走向作为社会——文化的教育改革，并保有文化视野。

　　改革与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也是我国教育的主题和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历程，大体亦是一个改革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教育投入大幅增长，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改革逐步深化。但60年来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其间诸多重大教育改革，均为作为政治—经济的教育改革，亦即基于政治—经济需要和逻辑推论而操持的教育改革。

　　一、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

　　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贯穿60年来的教育历程。撇开“文革”期间教育的全面政治化这类极端情况不论，举其要者就有：建国初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教师（知识分子）角色政治化重塑；经济重工业化、政治整齐化需求与院系调整；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与政府政治、经济责任转移；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教育产业化。

　　1.思想改造运动：教师角色的政治学重塑

　　教师的政治—经济学作用历来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列宁就曾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和建设教师队伍的政策。“改造”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早在1939年《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及1942年《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多次阐释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中国的施政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伴随着这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的颁布，对于教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政治化地铺开了。尽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自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之时就已经开始了，但“思想改造”作为专有名词出现是在1949年开始的，并迅速成为广泛流行的常用词并广泛运用于具体革命实践，从而在50年代推展成为一种“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定下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基调，并阐明了其政治—经济学任务：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广泛地开展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真开展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掀起了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稍早的10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稳定和发展小学教育，培养百万人民教师》要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思想，使自己逐步地真正够得上“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11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杂志第4卷第1期发表题为《人民教师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论，其中提到，人民教师和一切人民教育工作者是“新中国儿童、青年的灵魂工程师”。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1952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相应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思想改造运动就此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事后看来，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取代所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思想改造运动直接的触发点，是为了整肃教育界欧美派的知识分子，以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和党委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实现“共同纲领”中新民主主义教育之目标，即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改造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中宣部针对当时各地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混淆概念而特地发布的《关于教师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几个问题》（1952年8月17日）对此直言不讳：“这个运动的目标主要是：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的界限；在学校中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思想改造运动及其伴生物思想检讨浪潮，首先以高校、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为标志而掀起，并形成了频繁性、相关性和连带性等鲜明特点：走马灯似的政治运动使新生的中国元气大伤，社会和政治进入一种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动乱中，知识分子生存境遇每况愈下；开了“学生整老师”的先河，以致在后来的“文革”中，“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开始便在红卫兵、革命小将面前俯首称臣；“连坐”方法和“人人洗澡过关”式运动殃及广泛，50年代初，参加运动的高校教职员达91%，中等学校教职员达75%。

　　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广度触目惊心，乃至有学者总结道：“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可能从没受到过表扬，但不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而其影响深度更是难以估量，经此思想改造运动，“政统”与“道统”得以合一，多少硕学大儒为威武所屈，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作家由自由创作变为国家计划生产，作品由争奇斗艳化为整齐一致，以致德国汉学家顾彬不无痛心地讥讽：“中国1949年以后的文学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之前的文学是几百块钱的‘五粮液’……当代中国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教师则因思想改造运动而“统一了”思想，其角色被塑造为作为匠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由此，教育与教师所有的工作都致力于培养适合生存于“新秩序”中的“新人”，而这个新秩序的世界是一个规范无所不在的总体，个体所有的癖性——被定义为杂草、边缘、未教化——都需要被铲除，在塑造新人的实践中，教育者充当起社会生活的立法者，成为国家权力的延续。

　　2.“52调整”和“85决定”：教育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协奏

　　上世纪50年代，与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同时进行的，是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的主方向就是“向苏联学习”。1952年6月至9月，中央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简称“52调整”），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经全盘调整后，全国许多高等学校被分拆，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至149所，而高校数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后的183所，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

　　这次教育改革的一个动因就是经济重工业化的需求。新中国需要大量工科技术人才，教育的重心被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教育计划与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学生分配。显然，这是一种培养“专家”的教育体制。而且，正如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进一样，伴随着抗美援朝和苏联专家的来华，以及领导们对自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信心的增长，这次教育改革很快狂风骤雨、一往无前地在1952年开展起来。除了经济驱动之外，这次教育改革的另一个目的和功能就是政治整齐化。经此调整和改造，高校从此失去自主权，特别是教学自主权，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历史地看，院系调整实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革，由此，中西的通识教育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的思想可言，甚至出现了一些为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的怪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跳过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值得关注的是198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被邓小平认为“最重要的”第九条，中心内容就是关于知识和人才、科技和教育的。旋即，1985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85决定”）。客观地说，这一教改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实现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改革初衷，而且它可贵地确认，义务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责成制定义务教育法。但与此同时，它也确立了对后来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制度——“分级办学”，并授权“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85决定”明确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订本地区的义务教育条例，确定本地区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步骤、办法和年限”，“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省、市（地）、县、乡分级管理的职责如何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随后，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86年9月)进一步规定，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后来的实践中基本上采用“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做法。

　　“分级办学”作为此次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实行城乡教育分割的制度，连同“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政策授权，将本应主要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的政治—经济责任和义务，转嫁给了农村和农民。其结果是不仅加重了农村和农民的负担，而且造成了农村教育的滞后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延续与扩大。据有学者考察，在1986~2000年的15年间未能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农村少年儿童高达1.5亿人；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超过改革以前；而这种状况有可能促使未来的城乡关系朝着更加不平衡的方向发展。就连当时的主事者也坦诚，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因在“钱”上遇到羁绊，只能依靠“人民教育人民办”这种方式，把义务教育的过半费用推给农民和企业承担，以致我国“20年来的义务教育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取得成就”的。回首看，“85决定”直接造就了此后20年转移政治—经济义务的“义务教育”，并与重点学校制度一道使教育公平问题积重难返。

　　3.扩招、升级与并校：教育改革的经济学亢进

　　时间到了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等鲜明论断；是年秋，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即，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简称“93纲要”）提出：“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这为日后教育改革迈向事实上的、无以问责的市场化、产业化、大跃进开启了绿灯。

　　1992改元市场经济以降，大规模国企改制开始推行，不少国企纷纷倒闭，大规模接受大学生的能力远不如前，于是1996年国家开始了双向选择、自由择业的试点，至1998年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基本取消。从1992年到1998年，国企改制、市场经济改革等导致的失业（“下岗”）人群大规模出现。与此同时，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疲软。困局当口，经济学者汤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建议扩大招生数量。其中最诱人的理由就是，扩招可以一举解决经济和就业两大难题：扩招可以拉动内需，确保经济增长8%的目标；扩招可避免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从而形成与大量下岗工人竞争的恶性局面。建议被采纳，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旋即出台。1999年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0多万人，招生总数达160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从1999至2001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3年间的平均增幅为33.5%，从1999至2004年，6年间的平均增幅高达24.8%。“十五”规划提出的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在2002年提前8年实现。扩招数量之巨、速度之猛，超出了建议者当初“3年扩1倍”的建议，6年扩了超过5倍；也超出了1999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把高考录取率“提高到2000年的11%左右”的计划；更超出了“93纲要”中“使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的愿望。这为日后的研究生“大跃进”和大学生就业难埋下了必然发芽的种子。

　　尽管迟至2005年“教育产业化”才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被叫停，但把教育作为产业操持的经济学思维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存在并日益走强：1984年国家统计局把教育划分在第三产业的第三个层次；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把教育事业归属于“第三产业”，“包括教育事业等现有大部分福利性、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产业化管理”；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些都成为“教育产业化”思潮和实践的政策依凭和思想导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实际动机还是发展路径，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是当时“教育产业化”思潮的产物，有很强的经济主义属性。

　　大学教育产业化、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假大空的并校风，这被有的学者概括为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大学体制改革的3大明显败笔。该学者认为，伴随着教育产业化改革，大学升级非理性冒进，学校变学院、学院升大学，中等师范学校几乎绝迹、高等专科学校难以寻觅，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而升级的动力则来自于政绩需要，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和经济思维抓教育改革。如果说大学升级的动力和地方利益有关，大学合并则显然来自上层，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研究基地之类的都要上面来批，这样就强行制造出高校合并的机制来，结果是事与愿违，大学合并了，不但假大空而且失去了各自的特色，只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再分配而已，把数条帆船拼接在一起是成不了航空母舰（世界一流大学）的。与高校扩招并行的，却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5%上下，是一条平缓的直线；支撑高校“跨越式发展”的，一是学生的学费，二是通过“银校合作”方式向银行贷款，它导致了巨额的高校负债，这种国家不增加经费投入而大规模发展教育的模式，包括公办大学大规模举债、大建“大学城”、举办高收费的“独立学院”，连同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转制等等，都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教育改革的“特殊”产物。

　　二、教育改革作为社会——文化改革

　　诚然，教育有问题，但从来都不全是教育的问题；教育需要改革，但从来都不全是教育本身的改革。实践表明，如果仅仅或者全部把教育改革作为政治—经济改革，便会要么把教育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要么把教育用于经济指标的筹码，抑或受二者钳夹，其负面效果所在多多，未来前景着实堪忧。作为政治改革的教育改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着社会主义改造而势在必然，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在过去20多年里因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浪潮而随波逐流，并在申讨和危机中亟待转型。教育改革转型的主题便是：从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作为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走向教育改革作为社会—文化改革。

　　1.教育改革：从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到以“社会改革”为中心

　　改革教育改革，或者说教育改革的转型，既有政策背景，亦不乏学理支撑。从宏观政策而言，从21世纪初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开始，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改革目标，把治国理政的视野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各个方面。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改革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社会建设”尤为瞩目。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则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化发展”提上重要议程。就学理而言，在任何社会，改革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方面，借鉴国际经验，中国的分解（渐进）式改革要经过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这样一种“三步走”的“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做蛋糕），社会改革的主体是分配（分蛋糕），政治改革的主体是分享权力。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改革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未来二三十年，需要转移到以“社会改革”为中心。

　　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自1978年至21世纪初，主体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特别是1992年以来，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据估计，2030年的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强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2.0~2.2倍，人类发展总值相当于美国的3.2倍。从21世纪初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和谐社会”，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社会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亲商”）和稳定（“亲民”）的平衡。中国改革从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到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转移，为教育改革从作为政治—经济改革走向作为社会—文化改革，提供了时代背景、行动依据和现实可能。

　　2.作为社会——文化改革的教育改革

　　作为社会—文化改革的教育改革，远比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更为困难。因为“经济改革说穿了，就是要把人最邪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每个人去追逐私利”，而“社会改革就涉及公共利益，是要有利他性的，要为公共物品掏钱……中国对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与GDP总量相比是非常低的”。这说明，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巨。改革教育改革，使之走向作为社会—文化的改革，起码要做到一个确保，施行两种解救，具备一个视野。

　　首先，要确保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公平。前述1986~2006年20年转嫁国家和政府责任于农民的“义务教育”，连同重点学校制度一道，使教育公平问题积重难返，并在近年来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雪上加霜。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是“社会的基础性公平”，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改革，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当前，教育不公突出表现在少数优势群体的“过度教育”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教育不足”上，无论是教育过度还是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就教育过度（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被继续攻读学位）而言，过度教育意味着过度期待，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就教育不足而言（社会的流动更多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与才智越来越不关联），教育制度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教育提供给弱势者的不是希望而是怨恨，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感社会不公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是政府的职责”，国家和政府要加大补偿和纠错力度，确保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公平。毕竟，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各种基本条件的事业。作为社会改革的教育改革，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使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学生、城市民工子弟及弱势群体子弟享受到教育的“国民待遇”，确保其受到公平的教育这一基本人权。而且，教育必须连同住房保障、医疗保险等社会改革配套进行、统筹协调，走出我国“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国透支的对象）和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负福利”状态（农民及城市弱势群体无福利待遇），确保社会保障的“低福利”（相对于穷富都保的“高福利”而言，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如美国的医疗保障只保65岁以上的老人和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占总人口的18%；而在中国近似的覆盖率中，公费医疗80%却用在领导干部身上）。

　　其次，施行两种解救。一是把教育改革从作为政治，特别是作为经济改革的范畴中解救出来，归位于社会改革领域。我国既有的教育改革，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的，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需要、经济需求的政策表达，“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因不在于教育自身，而在于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提出的客观需要，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明显侧重于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等”。改革开放至今，教育还是政府的一部分，教育部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水平，权力越来越多，垄断和审批大多数教育资源。只要教育界还是政治的一部分，就不会成为一个具有自治性的组织，就不会成为有高质量的教育机构；只有当教育界发展出自主性的“行规”来约束自身和评价自身的时候，才有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来。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权力和经济利益是教育行政部门针对教员使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手段。二是解救教育于政治、经济，就是要树立和发展教育的自主性。为此，要抵制教育改革的独断和盲目决策，进行政策论证，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同时要恢复教育改革作为社会改革的基本权利，剔除行政权力的侵蚀和干扰。譬如，按国际惯例，刊号本来不过是一组数字而已，都是无限供给，按需分配，无须耗费什么成本，从根子上说，出版权本来也是作为基本人权的表达权的派生，但我们的体制却把这种本来属于社会的权利转化成了行政权力，对刊号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实际上是变可无限再生资源为不可再生资源，变无限供给为有限供给，变平衡供给为紧缺供给，使得刊号奇货可居。这不但造成了刊号身价马上扶摇直上、以刊号折抵金钱等诸多乱象，还干扰和侵蚀了学者的表达权。再譬如，官僚化的教育评审制度作为教育政治化加经济化的畸形产儿，信奉“科学文献索引”（所谓SCI，类似的还有CSSCI等）这一“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把国外用于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的检索工具SCI，引进和异化为学校排名、项目评审、科研申报、评价奖励等几乎覆盖所有科研领域的最重要乃至惟一的评价标准。教育部门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引进和改装各种评审制度，并主动自创，无非是要确保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再次，保有文化视野。我们的教育改革，往往施以“革命的”手段，推行“一刀切”，强调“跨越式”发展（很多时候实为“大跃进”），充满“乌托邦”色彩，而与此同时，常常不注重对历史积淀与文化传统的保全、敬重和守护。正如有学者所言，作为一种社会改革，教育改革不是要砸碎旧制度，重建什么新制度，而是在承认现有制度性质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但既有教育改革却呈现出过多的“教育革命”画面，教育变革“泛革命化”（包括当代“泛改革化”或简单把改革看成革命），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视野。“文化视野”把握多元价值，强调兼容兼顾，以文化视野审视教育改革，要求我们极教育研究之“高明”，而道实践运作之“中庸”，从思想行动两方面双管齐下，多元整合，文而化之。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改革怀有“保守”自觉，警惕“激进”行动，克服“商业化”侵蚀，注重文化的积淀、传承与精进。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教育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