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毫无疑问，高考是目前最能体现公平性的选拔考试，也是被公认为对普通考生最公平的上升通道。几乎每个家庭都曾经、正在或将要面临这场大考。正因此，它才被全民如此关注，也正因此，它才被寄予厚望。某种意义上，高考已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战斗。因此，能否保证底线公平是其核心命题。

　　2012年被誉为史上最严高考。今年高考全面适用新修订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与此同时，关乎高考能否确保真正公平的质疑正在引发更广泛的思考。

　　2012年6月7日上午，北京四中考场外，一位正在等候考生的家长顶着炎炎烈日，从西城区城管队员手中接过一杯免费绿豆汤。气象预报显示，当天北京最高气温32摄氏度。中国内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如期举行，约915万名考生走入全国7300多个考点的31万个考场。与此同时，福建一高考考点前，“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的红色横幅正被网络疯传，这被称为史上最牛高考横幅上签满誓师考生的名字。

　　从1952年正式建立新中国高考制度至今整60年，高考早已演变为一年一度全民大考。这场被誉为目前中国“最公平”的选拔考试如今正在遭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质疑、争议和焦虑。户籍壁垒、加分政策泛滥、评价体系过于单一、自主招生存先天缺陷等一系列问题考验和威胁着高考的公平性。

　　公平正在受到威胁

　　工作多年的上班族王筱雨（化名）对记者回忆十多年前高考经历时，对志愿填报中的问题“刻骨铭心”。只因跟A类第一志愿录取学校分数差几分，他就失去进入一类重点院校机会，被三类院校录取。小王的遭遇几乎每位考生都可能经历。事实上，直接影响他所在的老少边穷地区学子进入重点院校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各地的户籍壁垒。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考生的1%。而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机会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另一方面，对于高校自主招生公平性的质疑正在升温。近年一些重点大学出台自主招生优惠政策，向贫困地区和贫困考生倾斜。然而收效甚微。

　　综合多个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数量在增加，但进入重点大学比例在下降。北大教育学院近期对北京80所高校调查显示，北京高校录取农村学生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越是高层次院校，农村学生比例越低。比如北京高校京籍学生中，农村学生只占学生总数12％，“985”高校中这一比例降至1.7%。

　　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课题组新近发布《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显示，农业户口学生中获保送资格比例为0.3%；非农户口学生中0.8%获保送资格。

　　此外，各种名目众多的高考加分政策令人眼花缭乱。而各地涉及加分政策的丑闻近年来不胜枚举。有调查显示，教育部加分规定有14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加分规定接近两百种。

　　《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显示，家庭条件对获得保送、自主招生、优惠加分等的机会有很大影响，父母是管理阶层的学生获得的机会是农民层级子弟的7.5倍。

　　高考“一考定终身”问题仍备受业内人士诟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指出，目前高考升学仍主要靠一次考试成绩决定大学录取，一名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进大学后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很难换专业，更难申请转学。

　　谁在侵蚀公平的底线

　　今年3月1日，全国9万多“随迁子女”家长发布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公开信，请求关注教育公平问题，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政策尽快落实。

　　张千帆指出，高考户籍限制严重侵犯随迁子女受教育权。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目前有2700万随迁子女。即使在就读地获学籍并生活多年，按高考“户籍”、“学籍”双认证规定，他们仍必须回原籍参加高考。这一规定与当前重点高校资源分布不均及部分高校招生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合力”，加剧了不同区域间考生受教育机会的不公。

　　高考多年，教育资源分布严重失衡状况未获改观。数据显示，39所“985”高校中，北京8所，上海4所，湖南、陕西各3所，天津、辽宁、江苏、山东、四川、湖北、广东等七省市各2所，重庆、浙江、吉林、福建等七省市各1所，河北、山西、河南等13省区为零。“211”大学分布存在类似失衡状态。

　　专家称，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严重失衡，高校招生地域歧视后果显见，贫困地区考生在高校尤其是知名高校比例连年滑坡也就不足以为奇。这种情况下，尽管部分高等院校对贫困地区有扶贫性政策倾斜，实际对推进高考整体公平贡献有限。

　　相反，自主招生中的招录双方权力不对称问题可能正在加剧不公平。有学者指出，政策只给学校部分自主招生权，却没有扩大学生选择权，缺乏双向对等，不利于公平。

　　熊丙奇认为，按现行自主招生制度，一名学生参加了若干学校自主招生，只能把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填为第一志愿才能获录取优惠。这样的自主招生已经变异，出现大学借录取政策抢生源、自主招生潜规则等问题是必然。

　　而本应用于弥补单一考试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的选拔缺陷，彰显高考公平性的加分政策却正在一些地方遭受“权贵”的权力侵蚀。

　　调查显示，部分地方加分制度设计不严密，对权力制约形同虚设。运作过程不透明不公开使得高考加分政策正在一些地方沦为谋私工具。

　　一个极端例子是，湖南省体育局曾在督查中发现，个别“国家二级运动员”百米跑成绩竟比国家规定多7秒，还不如普通小学生。而这种现象与长期以来二级运动员审批由地市级体育行政部门执行有关。

　　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谢湘认为，高考加分政策给一些特殊部门和掌握权力的人创造了黑箱操作机会，他们可通过各种手段变更民族身份、伪造获奖证书等，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

　　危及公平的变革都应叫停

　　5月23日，张千帆等来自北大、清华、社科院的15位学者上书国务院和教育部，请求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切实推进教育与社会公平改革”。

　　不少专家认为，打破一考定终身，实现高考公平关键在于改革录取制度而非高考考试本身。

　　张千帆认为应废除招生指标体制，采用统一考试，平等录取原则；对精英学校可在统考筛选基础上增加自主考试；对经济和教育欠发达地区考生，可暂时实行同比例录取，大学在这些地方招生比例应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浙江省今年将“三位一体”的高考招生改革试点扩展到17所高校。“三位一体”指高校将考生高中会考成绩、综合素质测试成绩、高考成绩等三项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按综合分择优录取。这一模式作为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尝试，备受关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录取制度应同时满足不同层次学校和学生的不同需求，具有多元性，考生和学校有更大的自主性，程序公开透明。

　　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认为，高考改革不在于考和不考，重点在于“怎么考？考什么？由谁来考？谁来规定这个录取标准？”他建议教育部适度放权，主要负责制定高考法规政策，然后监督查处严重违规者。

　　也有学者认为，高考不应过多承载改变命运的功能，因为如果仅凭高考才能改变命运，意味着民众在社会地位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存在着缺位。

　　在熊丙奇眼中，高考应成为学生自主的求学选择，而这需要拓宽多元成才空间，缩小行业间、岗位间福利待遇差距，同时打破学历社会，引导每个人关注教育的内涵，而不是教育对人身份的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程方平教授认为，高考一直在改革和探索，但无论怎么改，注重公平公正的原则底线不能突破。在他看来，任何可能挑战公平公正的变革都应该叫停。

（原题为：谁在威胁高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