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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笑侠:高教改革与政改紧密相关

发稿时间:2012-04-28 00:00:00
来源:时代周报作者:孙笑侠

  当年高校扩招政策,暴露的是政府决策的老毛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统筹兼顾。想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却没考虑到高校的教育能力与教育资源的承受力。高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像经济人一样,“公立大学”演变成“功利大学”,招得多,从政府获得的资源也自然多,所以高校对扩招是欢迎的。过去十年,高校过度追求量的增长,加上高校的行政化、工科化、数量化的管理,不少大学背离教书育人宗旨,背离以人为本的公理原则。

  “高校产业化”似乎没有在教育部文件中正式提出,但是客观上有这样的做法与趋势。在教育学理论上,似乎在一定范围内有必要把高等教育看成是产业,因为过去太不注重这个,却容易矫枉过正——讲教育“产业”的同时却把教育产业化了。中国高校的许多行为,不以理论为指导,是非理性的。高校是理论家最集中的地方,却像基层政府一样只讲GDP,不讲理性,不重视理论。

  目前提出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或适当减少是适宜的。我认为今后要加强高校的专业学位教育。根据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应当把重点逐渐从科学学位转向专业学位,比如法学院应当把研究生培养对象,从法学硕士向法律硕士转移。法学硕士作为科学学位,培养的是理论型人才,这个社会只需要少量的理论型人才,他们可与博士学位直接挂钩甚至硕博连读。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本是很正常的事。不知从何时起高校推广了工科管理模式搞数量化的考评,迫使教授们为数量而发表文章,为经费而搞科研了。目的与手段颠倒了之后,大学的功能也颠倒了—教书育人成为次要的功能了。

  推行试点学院的改革我是赞成的,也是我过去当法学院院长期间努力尝试过的。我深知中国高校改革之难,它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关联。改革,知易行难。有的改革之难非客观决定的,而是人的主观决心问题。

  我不赞成把“教授治校”说成是“自由主义的”。它非自由主义独有的,它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应有之义。要把教授治校看作一项大学制度中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治理模式。单一的治理模式只是强调以一种权力抗衡另一种权力。不应作如此狭窄的理解,而应作为中国大学制度的基本原则。教授治校具有丰富内涵,它体现的是大学治理的规律,是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一脉相承。“教授治校”中所谓的“教授”是一个代名词,指全体从事学术活动的教育主体。他们的权力是一种学术权力,他们与大学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分权的关系,学术性问题不能听命于管理者。在兼有学术性与行政性的边沿问题上,可以由学术权与管理权之间进行协商。而“教授治学”听上去像句废话,教授不治学,谁来治学?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学治理中的权力关系问题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教授治校原则,体现的是学术权力,它并不否定其他权力,而只是强调与其他来自不同主体的权力在合理的制度下并存,相互促进、相互监督、相互配合。

  可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大学的实际情况来把握“教授治校”的内涵。在处长、科长强势的大学,倡导教授治校就是为了与大学官僚化抗争;在工科强势的大学,则是为了与工科主导决策者进行抗争,强调尊重学科的规律与本专业专家的意愿。

  孙笑侠 法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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