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租房无疑是近来保障房中的“明星”，利好消息不断。西南重镇传出消息，重庆地产集团正式发行截至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用于公租房建设的50亿元债券；来自首都北京的消息也同样令人振奋， 今年首批公布的土地供应信息中，公租房用地超过4成分布在城六区，这与之前多方诟病公租房位置偏远、配套不便形成了鲜明反差。

　　诚然，缺钱、缺地一直是困扰公租房发展的瓶颈，但即便有了资金和土地，公租房能否真正起到惠及夹心层、替代经济适用房等产权类保障房的作用，仍待进一步制度革新。而事实上，在北京和上海已经交付使用的公租房项目，正陷于入住率不足的窘境，一项初衷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为何在实施中却难于兑现？

　　上海首批公租房申请者远不及房源量原因有三：一是位置较偏远，配套不足；二是价格较高，租金相比城区旧房缺少优势；三是租房补贴主要针对单位申请者，个人申请难于获得。而北京的情况则不同，首个公租房项目靠近西四环地铁沿线，位置、配套不可谓不好，但由于申请门槛较高，租金较高且补贴政策滞后，入住率也只有一半。

　　看似不同的个案背后，不难发现其共性，至少有两个“不对位”造成了公租房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差距。首先是公租房准入设计和市场需求的不对位。以北京为例，申请公租房的收入限制标准为：单身人士月收入不高于2000元，家庭月收入不高于3000元。这个数字看起来比廉租房申请者人均月收入低于450元的标准高了很多，但与夹心层的真实收入水平、公租房租金和当前物价水平相比，门槛依然过高。

　　北京市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260元，这个标准对应的基本是农民工群体，而依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去年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去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连普通农民工都难以租上公租房，公租房究竟为谁而建？原本就被排斥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之外的，以“北漂”为代表的年轻白领“夹心层”，又能期待哪类保障？即便有收入2000元的年轻北漂有资格租上公租房，以首个公租房项目远洋沁山水保障房47平方米的主力户型为例，其租金为1897元，如果申请不到补贴，其如何负担？大幅削低公租房的准入门槛恐怕是当务之急。

　　其次是地方政府与需求者对公租房定位思路的不对位。以上海为例，本报曾就此采访有关管理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以单位申请可获补贴。此逻辑有待商榷。需租用公租房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单位，如果某个人因为就职于某名企而获得了公租房的租用权利和租金补贴，这对于其个人是好事，但若因此而剥夺了更需租用公租房、更有资格获得补贴的其他个人的权利，这就是一种制度上的不公，与将两限房、经济适用房定向卖给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员工一样，是一种制度歧视。本报曾报道北京大量公租房定向分配给纳税大户企业的白领精英，在这个维度上，公租房成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福利房，偏离了保障房定位，因此，有必要将这种“定向租房”切分在公租房定义之外。

　　公租房肩上的担子很重，依照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会长、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刘志峰所说，公租房和廉租房可以合并为公共租赁住房，统筹建设、并轨运营，实行“市场定价、分档补贴、租补分离”的运行机制。这意味着，公租房很可能成为替代经济适用房等产权式保障房的主流形式，也许，相比资金和土地，尽快扩大其内涵、更新其制度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