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不能向示范性面子工程倾斜，而应切实瞄准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应集中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中相对严重的养老照顾问题。

　　近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养老床位供需矛盾极为突出，引起广泛关注。

　　毋庸置疑，随老龄化发展，北京养老床位需求会不断增长。实际上，北京当前养老床位需求尚未进入真正高峰期，最早的独生子女家庭尚未进入养老阶段。如果按1980年这些家庭父母生育平均年龄25岁计算，在75岁左右可能不得不选择养老院的话，那么，在2025—2030年以后，北京可能会面临真正的养老危机，需要政府未雨绸缪。

　　从报道来看，北京养老院条件好一些，真正能对老年人产生一定吸引力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收费相对较高，主要面向收入较高人群，这样的养老院目前对老年人有的还在虚位以待；另一种是依靠政府补贴，收费对一般人群有吸引力，因而造成了供不应求的排队现象。

　　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老年群体收入是宽幅度分化的，市场是有运作空间的；另一方面则表明，政府介入的力度还不够，政府投入还有提高余地。

　　当前一个条件相对好的养老院床位的市场价格，与一般老年人群体的收入状况还不相称。目前本市75岁左右人群中，部分以往无工作，有工作者由于退休早也基本属于低收入者，加上子女可能遭遇40、50下岗问题，孙辈也有买房压力等，这些低收入人群的养老需求，很难吸引市场力量来解决，需要政府加大投入。

　　养老问题不仅涉及老年人本身，还涉及相关家属民生状态，是重要民生问题之一，以政府补贴方式支持养老床位发展当前也是需要的。但既然是使用政府补贴，而且这种补贴相对于需求是相对有限的，就应该重视将补贴“用在刀刃上”。政府补贴不能向示范性面子工程倾斜，而应切实瞄准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应集中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中相对严重的养老照顾问题，如其中年龄偏高、生活自理已经有所困难、又因为空巢或其他各种原因缺乏适当照顾条件的老人。

　　比如，政府补贴的养老院准入标准，既要依据排队顺序，又不能完全依据排队顺序。政府应划定一些标准，参考家庭实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提供养老床位。对最终进入者，在同等服务标准下，还应根据个人退休金及家庭状况（包括子女工作性质及收入等），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使补贴尽可能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其实，目前一些基层医院床位空置现象仍较为突出，一些基层医院已经试图承担起严重疾患养老或临终关怀医院的角色，费用也相对较低，但服务条件一般还相对较差。政府可考虑给予一定资助，改善其服务，这不仅对解决例如瘫痪等较棘手的养老问题有利，对改善基层医院营业状况也有利。

　　养老问题，如果全靠政府补贴，不仅无法完全满足社会需求，也必然会超越政府财政能力，今后仍要以市场力量为主。随着上述独生子女家庭今后逐步成为养老床位需求主体，与当前老年人需求主体比，其经济状况今后相对会不断改善，为市场力量介入也会提供更好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