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其过程却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各种问题。大量农民工进城，给农村带来了“三留”问题——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以湖南省为例，作为劳动输出大省，2010年末湖南省外出务工人员已达1063.3万人，输出农民工数量在中国各省区长期居于前列。2011年6月至8月，我们选取了“长株潭”地区，随机抽样了该地区的348名农村留守老人，对其生存现状进行调查，具体分析了包括家庭、社区、政府在内的社会资本网络在老人生活中的作用。

　　“吃药”问题而不是“吃饭”问题

　　家庭养老是中国最传统的养老方式，体现着中国深厚的“孝道”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家庭养老具有传统文化与法律规定上的“双重属性”。我们的调查也确实发现，目前承担留守老人养老责任的主要是家庭。

　　在人力供养方面，由于现有的留守老人大多还是生活在“多子家庭”结构中，所以子女外出打工对于留守老人的养老影响并不大;在经济供养方面，子女外出务工并没有给留守老人的经济情况带来明显好转，49%的老人表示子女外出后家中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化，48%的老人还承担着农业生产劳动;在精神慰藉方面，47%的老人表示子女十天左右就能打电话慰问自己，77%的老人对外出子女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对于留守老人来讲，他们生活的最大问题在于身体健康和生活照料，60%的老人表示自己患有疾病，其中20%的老人已基本不能参与劳动;71%的老人表示生病时主要依靠自己，除非生大病，子女才是医疗费的主要承担者。也就是说，目前摆在留守老人面前的，是“吃药”问题而不是“吃饭”问题。

　　当然，家庭养老这种传统养老方式也面临着危机，其危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之下，家庭养老的文化约束力有所下降;二是，随着“少子化”时代的来临，“大家庭”聚居方式逐渐瓦解，农村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家庭赡养功能下降;三是，农业生产成本上涨，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低，使得土地经济保障功能下降。

　　基层社区的功能非常微弱

　　社区是留守老人的主要生活空间，很多研究表明，社区内的社会资本网络与老年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通过对邻里帮助、社区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参与程度等的调查，我们发现社区在留守老人赡养中发挥的作用微弱。

　　就邻里帮助而言，调查中59%的老人表示邻居给予过自己帮助，但是36%的老人认为帮助较小，11%的老人认为作用一般。老人对此是这样解释的：邻里之间情况差不多，邻居也有自己的困难，所以提供的帮助只能是自发的、临时的。

　　就社区组织而言(社区中主要组织就是村委会)，84%的老人表示村委会从来没有向他们提供过帮助。虽然一些社区成立了老年协会等非正式组织，但由于行政村范围过广，路途不便，老人们很少参加其活动。因此，老人们对农村社区组织的活动参与度并不高，54%的老人认为参加村委会选举是“不重要”或者“无所谓”的事。

　　就个体参加社区活动的情况而言，留守老人主要参加的活动是红白喜事或者宗教活动。前者按照留守老人的话讲是“风俗习惯必须要去”，后者则是出于一种希望寄托或者填补精神空虚。社区活动对老人并没有明显的吸引力，45%的老人较少有社会活动或者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

　　政府组织应发挥更大作用

　　政府是社会保障体制的主要责任者，在农村老龄化加速的今天，政府对于特殊老年群体应该特别关注。但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留守老人所能获得的政府支持仅仅局限在国家发放的部分补贴以及社会保障措施上。其中，“新农合”是覆盖面比较大的社会保障制度，调查发现，老人们基本上都参加了“新农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部分留守老人甚至还不知道其如何使用。此外，各个地方对于“新农合”的规定也不尽一致，增加了农村留守老人的使用困难。

　　除此之外，留守老人还可能获得农业补贴，然而这种补贴也因耕种面积有限而作用微弱。调查显示，政府对于农村留守老人几乎没有其他的保障措施。93%的老人表示没有获得过政府的帮助;认为获得了政府帮助的老人中，55%的老人也认为对自己的帮助作用不大。

　　构建家庭、社区与政府共同参与的养老体系

　　可以预见，未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必然是建立在家庭、社区、政府三方面互动合作的基础之上。政府应当成为养老体系的政策和资源供给者，担负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培育社区组织的责任。社区应当成为留守老人社会生活的主要载体;合理引入其他社会力量与社区自组织、一同建立多元合作的养老保障方式，是未来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方面。家庭作为我国主要的社会基本单位，在传统伦理文化的要求之下，有必要继续鼓励并支持其发挥养老功能，尤其是发挥其他个人和组织无法承担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功能。只有充分发挥上述三者的作用，才能为留守老人提供充足的养老保障。

　　(作者:中央编译局博士后，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