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老龄化压力尤为突出。“十二五”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高峰。近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为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统筹安排。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当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或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10年11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总人口为1.19亿人，占8.87%，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还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老龄人口规模大。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78亿，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19亿，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二是老龄化速度快。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总人口增长5.84%，但60岁和65岁以上人口增长分别高达32.76%和34.87%，人口在快速老龄化。而且从未来看，由于20世纪50到70年代生育高峰的人口将陆续进入老年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预计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2042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30%。老年人口比例从10%到30%我国只用了40余年，而西方发达国家则用了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三是老龄化进程和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相伴随。现有已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很多都是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后才面临老龄化的挑战，我国则是一个“未富先老”或者“边富边老”的国家，老龄化和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交织发展，互相缠绕。这既加剧了老龄化的复杂性，同时也使我们在应对老龄化时基础不稳，准备不够。四是老龄化全局中伴随着区域差别、城乡差别。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目前我国仍然有5个省份不到老龄社会的标准，区域差别达30多年。城乡养老待遇、养老服务存在巨大差距，而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既加大了农村老龄人口的比重，也加大了农村老龄事业的困难。

　　人口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最基础的变量，人口老龄化将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其影响既深刻又全面。首先，老龄化将冲击中国已延续30多年高增长的经济。老龄化减少了劳动人口比例，可能改变劳动供求状况，导致劳动工资持续上升，进而侵蚀中国产业竞争力以低成本为主的基础。老龄化将改变储蓄结构，可能导致资本积累不足，影响投资。老龄化将改变消费结构，影响产业发展。老龄化也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如此等等，都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其次，老龄化也将影响我国正在完善中的社会管理。我国当前正处于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关键时期，与老龄化相碰撞则会给社会管理增加新的压力。老龄化会迅速增加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支出，给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导致社会保障入不敷出。养老金收入差距、农村养老保障低覆盖、进城农民养老保障等将成为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老龄化将加大社会抚养的压力，尤其在代际延续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形成的“4—2—1”的家庭结构将面对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可能冲击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家庭的稳定，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纵观全球，很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在老龄化进程中陷入危机的。欧洲出现的债务危机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庞大的福利支出有莫大关系，老龄化也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在实践中千万不能忽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态度上要高度重视，工作上要积极应对。一是贯彻“积极老龄化”理念，让老年人“老有所为”。对社会而言，老年人不只是负担，也是社会发展的财富和可依赖的资源。可适度延长退休年龄，积极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老年人“老有所依”。尽快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公平、合理、有效的养老保障代际积累转移机制。三是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发扬中国百善孝为先的传统文化，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推进供养型、养护型、医护型养老机构建设，发展社会养老健康产业。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一个适应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动力系统。五是在适当时机放宽生育控制政策，未雨绸缪调整人口结构。

　　中国面对着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老龄化进程，经历着各个国家从未面对过的老龄化压力。为此我们既要积极借鉴各国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同时还要立足国情，积极探索，积极创新，积极应对，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应对老龄化和推动老龄事业发展的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