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所讲的一段话，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共鸣，这段话的主要内容是：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温总理的这番讲话，指向当下中国全部问题的一个要害之处：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而由此引发的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到网络民意的强烈共鸣，既折射出公众对于财富分配不公的深切焦虑，也反映出公众对于改善这一问题的殷切希望。的确，困扰中国民众多年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以年均9.7％的增速跃进，并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基尼系数正在逼近0.5这一危险水平。换言之，从1978年迄今基于制度变革和民众共同奋斗所创造的“中国改革红利”，其大头日益被少数人所占有、瓜分，绝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从中获得应有的份额。尤其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分配不公的现象愈演愈烈，它给民众带来了普遍的“挫败感”和“相对被剥夺感”，各种社会矛盾的种子由此播下。今天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各种矛盾，比如“姓社姓资”之争再起、社会凝聚力消解、内需不振、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两种危机并存等，都可以从“改革红利”分配不公中找到原因。

　　诚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言，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目前“改革红利”分配不公所导致的两极分化趋势，不仅有悖改革的愿景，也使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早已达成的情况下，“共同富裕”的后续目标更应尽快破题。而建立一套公平公正的“改革红利”分享机制，正是“共同富裕”破题的第一步。而这一步，也是改革再出发的必要引擎。

　　应当承认，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在优化社会财富分配流向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包括定向扶贫补贴弱势群体、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个税起征点等，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鉴于此，在促进发展成果公平公正为民众共享方面，还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做更多的工作。除了上文中所援引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及的一系列举措之外，我们认为，以下举措也不可或缺：

　　首先，要尽快完成政府职能从管理经营型到服务型的转变。众所周知，中国各级政府是一个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事务大包大揽的“全能政府”，就经济领域而言，各级政府不仅要制定形形色色的产业政策，还要亲自参与到具体的经营活动中，比如招商引资、经营国企、进京跑项目、操盘土地买卖、主导纳税龙头企业上市或兼并重组等，可谓“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其结果是各级政府公司化、政府官员老板化。而政府又掌握着配置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大权，这就必然导致政府具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冲动：一方面，政府巧立名目尽量收税；另一方面，政府在制定工资福利制度时向本系统内部人员倾斜，而且官员们在“三公消费”上大手大脚，并热衷于权力寻租。这一切，必然导致社会财富蛋糕中的极大份额，被政府强势占有。

　　因此，必须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对政府的职能重新定位，使政府回归“守夜人”的服务型角色。一个精兵简政的政府，一个失去“优先将蛋糕分给自己”权力的政府，是建立社会财富公平公正分享机制的首要政治前提。

　　其次，要敢于动权贵资本主义群体的“奶酪”。如前文所指，30多年来的“改革红利”，绝大部分被少数人所占有，这个群体便是时下人们公认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既得利益集团”，除了一部分通过自己的才能合法致富的精英人士之外，其主体就是与权力裙带、权力寻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权贵资本主义群体。在PE投资界、房地产行业、垄断型央企等最来钱的领域，无不充斥着权贵资本主义群体的身影。权贵资本主义通过潜规则甚至“合法”的途径，攫取大量不义之财，并在诸多领域对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是导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日益畸变的毒瘤。

　　要想清除权贵资本主义的恶劣影响，就必须在完善法治的前提下，破除市场垄断，防止权力寻租，严惩不当得利的暗箱输送。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财富蛋糕的分配上，权贵资本主义群体的过分掠夺和普通民众的合理诉求，构成“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民众的合理诉求应该得到立法的支持与改革的助力。

　　其三，以改善民生为导向，合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财富流向。中国宏观税负过重，举世公认，国人对此尤其有切肤之痛。多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这种不合理的局面的形成，主因在于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它一方面助长了政府铺张浪费的乱花钱恶习，一方面压制了民众的收入增长幅度和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其纠偏之道就是大力给民众和企业减税，具体措施应包括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家庭为征税单位、让直接税取代间接税成为主要税种、减免中小以及微型企业税收等。

　　相应地，对于以垄断型央企为代表的暴利行业和为数不多的高收入阶层，应适当加征税收。如此，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民众、央企—民企、高收入者—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格局。

　　最后，还必须建立和完善以公平正义为皈依的产权保护制度。任何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法治前提。惟其如此，才能摒弃“劫富济贫”的简单思路，才能不为“恩赐式”的怀柔扶贫手段所迷惑，才能跨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盲目仇富陷阱，才能让人接受合理的收入差距从而保持民众创富争先的前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