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公平地分配到不同阶层时，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其内部状态是良性的。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使收入两极分化，也使收入流动性僵化，也就是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更加遥不可及。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如何使穷人更有可能脱贫致富，进入更富有阶层？长年在收入分配和贫困领域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李实尽抒己见。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CBN：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寡，患不均”，收入分配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寡”和“不均”都不是好事。您的研究领域是收入分配与贫困，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实：应该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方面成绩很大，也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贫困问题仍然很严峻。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的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约在2亿人。
中国在未来5到10年，面临着艰巨的反贫困任务。贫困的状况和变化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收入增长，一个是收入分配。收入增长成果如果不能公平地分配到各个人群中就会导致更多贫困。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与反贫困联系在一起。
CBN：怎样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效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
李实：政府制定合适的反贫困战略，并通过各种再分配政策使得贫困人口的收入逐步增加。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对贫困认识的转变问题。过去中国的反贫困战略主要针对绝对贫困，现在通过多年努力，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得到改善。全国城乡每年有7000多万人可以享受低保。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反贫困战略重点要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上。这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穷二代”成社会隐忧
CBN：收入分配领域问题非常多，无论是天量的灰色收入还是垄断行业的超高收入，往往都引起全社会的热议。您认为目前收入分配领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李实：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在放慢，而高收入者收入增长相对加快。这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在持续扩大。根据统计，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左右，这在全世界也属于比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CBN：这样的话岂不是差距更加大？本来人们会有期望，今天的穷人可能成为明天的富人。
李实：是的。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由于机会均等，不同人群会因为家庭、历史的原因存在收入差距。这些先天的差距可以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得到修补。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
富人由于先天有优势，占有的资源条件更佳，因此容易更富。而穷人则因为诸多不利条件变得更穷或者持续贫困。这就使得收入流动性出现僵化的状态，使得不同收入等级的改变更加困难。
收入流动性是用以考量一段时期人群收入状态变化的指标。还有一个更长期的研究，就是代际之间的收入传递性。西方这类研究做得较多，我们因为受到数据的限制做得比较少。就是说，父亲收入高，儿子可能收入也高。反之亦然。
CBN：这就是社会非常关注的“富二代”和“穷二代”。贫穷的遗传和继承，这是件可怕的事。
李实：是的，最大的问题是下一代的问题。说到“穷二代”，有两个群体值得关注，一个是农民工子弟。第一代农民工对公平感追求并不强，能从农村出来就觉得不错了。目标是为了孩子，愿意自己多吃苦，没有更高的追求。但下一代不同了，他在城市长大、接受教育，会形成一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价值观，但实际情况比较糟糕，他常常感到自己在城市中是二等公民。这是很大的一个群体，有群聚性，而且试图改变现状。这批孩子现在处于就学阶段，再过5~10年就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另一个群体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弱势人群。由于代际的收入传递性，父母下岗失业，孩子毕业后可能也找不到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下层社会。虽然现在没有统计数字，这批人数量也是可观的。
CBN：怎样才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使他们脱离贫穷代际遗传的惯性？
李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供教育、培训等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其次就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建立较好的社会保障，这对于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想办法解决贫困儿童的营养问题。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儿童发展与贫困的会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的农村小学生营养干预项目表明，儿童的营养状态与其之后的学习、就业等有较强的相关性。发达国家为了促进儿童发展，都实行儿童补贴“CHILD BENEFIT”社会福利项目，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些项目，在帮助贫困儿童得到适当的营养和早期发展方面效果明显，也建议中国政府借鉴这方面的经验。这项工作在中国还没有正式展开，只是有一些小范围的试点，下一步政府应该积极参与，推进这项工作。
提高义务教育也非常关键。在一些边远贫困地区，教学质量非常差，孩子天天去上学，但是不知道学的是什么。这样他们将来就业就很麻烦。现在每年大约都有400万到500万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我们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一个建议：初中毕业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由政府提供一年的免费职业培训，使得这些人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陷坑”里的中产阶层
CBN：收入分配“两头小、中间大”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结构。但是现在对于中产阶层这个概念还有很多模糊的认识。到底中产阶层指的是谁？在中国有多大的比例？
李实：中产阶层确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包括收入水平，也包括生活方式等。但无论怎么说，就像相对贫困一样，中产阶层是个相对的概念，无论什么社会，总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是处在中间状态。中国因为城乡差别大，所以在中产阶层统计的时候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从城市还是从全国来考察这个概念？
如果从城市来说，根据我们的估算，高收入阶层占约10%，中产阶层占约40%，低收入阶层占50%左右。但是从全国来看，中产阶层就被大大稀释了。根据我与赵人伟教授、罗楚亮教授最近的一篇论文，全国高收入阶层占15%左右，中间阶层占到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这样就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收入层级的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陷坑。我们说“中产阶层陷在坑里”。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口太多，平均收入很低，使得中间阶层的比例大大降低。
CBN：一般认为中产阶层对社会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如何使在陷坑里的中产阶层更快地壮大起来？
李实：根据上面的描述，数量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15%的高收入阶层很难后退到中产阶层，只有一个对策，就是低收入人群慢慢转化成中产阶层。这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慢慢实现转变。比如现在农民工中，有70%是初中毕业，如果这一批人，能有三分之一接受大学教育，三分之一接受职业教育，那么他们可能是将来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收入分配改革亟待共识
CBN：现在各界都在期盼发改委酝酿了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好像情况并不乐观。据说在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您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李实：现在收入分配问题需要解决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在解决方式上确实意见不同。比如是不是要加大再分配政策调整收入的力度？有人赞成，有人就担心影响经济增长，造成效率损失。比如要不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就有不同意见。要不要引进新的税收手段，比如遗产税、物产税，意见也不统一。
但是，如果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前面的共识也就没有意义了。
CBN：在这一片意见不统一当中，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改变的前路到底如何？改变真的就这么难？
李实：未来政策取向和政策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增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就业就不会有问题。增加就业就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经济增长，政府会有更多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在现有利益格局之下，很难对存量财富进行改变。但可以在增量的一部分中，增加再分配手段的力度。比如在近几年增加的教育经费中，很大一部分用在农村教育中。
所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变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方式不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冲突，但是效果比较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