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因此，去年一系列旨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利民政策出台，比如将个税免征额提高至3500元，上调城市最低工资水平，以及不久前宣布的调高扶贫标准至2300元，都是在公平方面所做的政策努力。我们欣慰看到，在去年致力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之后，中等收入者也没有困于政策盲点。

　　按照有些专家的估测，中国城镇人口户均(三口之家)税前收入6万-20万元，就是中国比较标准的“中等收入者”。提到中等收入者，就不能不提到“橄榄型”社会。通常认为，一个极富和极贫人口均是少数，中等收入者占据绝大多数的如橄榄型的社会形态是最稳定的。

　　然而，中等收入者时常感觉到自己是“夹心层”，房价、教育、医疗费用的高企，使得中等收入者的相对收入虽然高，但却也是怨言最多的一个群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通常就是中等收入者的特征。去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宣布研究成果，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此结论一出，嘲笑声迭起，大多认为是“被中产”了。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不同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前者更多的是依靠效率，后者更多的是依靠公平。

　　首先，需要扩大低收入群体通向中等收入者的进阶之路。低收入群体一直在自己的群体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这些只掌握相应工种熟练程度的低收入者，缺乏更进一步的职业培训和教育，因此国家需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基础教育。

　　其次，应努力增加中等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在国内，中等收入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有心理财，财不理你”，特别是在银行存款利率长期负利率的情况下。恰好也是昨日，新华社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在2011年，中国百姓切身感受到个人财富缩水。不仅仅是中等收入者，如果公众的财产性收入只能通过负利率的银行存款实现，那么将很难让其不充满对未来的焦虑。

　　更重要的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应该努力使得个体在市场上的机会平等，这就要求破除垄断，破除不同行业间的薪酬方面的巨大差异，因为这种差异不是源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属于市场的一种不公。因此，鼓励竞争，保护产权以及知识产权，建立有公信力的市场法治环境，鼓励个体创业，就能够在市场层面支撑起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而无需政府拿出过多的资源和精力去亲自解决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