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关于中国会不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从全世界经验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上世纪70年代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遭受“中等收入陷阱”的痛苦折磨。尽管中国过去三十年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但是，当前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产业升级步履维艰、环境污染严重、政府官员贪腐成风、社会充斥各种矛盾等等，不由得让人们担心中国能否从当前的人均大约4000美元顺利发展到人均10000美元的高收入水平。
尽管有人把中国取得的成绩视为一种奇迹。然而，中国的至今为止的成功与许多摆脱了“贫困陷阱”的追赶型国家并无二致。都是在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政府部门主导下，利用过去数十年来相对自由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和本国的丰富劳动力资源，借助各种产业政策和政府干预措施，重点扶持一些战略产业和一批主导企业，大力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并有限度地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从而实现了投资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这种模式由于深深打上了政府的意志烙印而被称为“威权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实并无太多奥妙。按照新古典的索洛增长模型来分析，其增长源泉往往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提高了单位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量；另一部分则来自于这些国家在技术上相比于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它们能够通过先进设备及技术的购买而实现技术进步，由此改善了资本的质量，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追赶的双重作用下，只要发展战略实施得当，追赶型国家自然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段内取得相对不错的增长纪录。
问题在于，这种增长模式并不具有持续性。第一，资本的不断追加会遇到本国的储蓄约束；第二，人口红利将伴随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不断转移将逐步消失；第三，技术性后发优势会随着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因此，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些追赶型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由于上述原因，那些曾经的明日之星，如上世纪70年代的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以及90年代的一些东南亚国家，都在经济追赶到一定阶段后便陷入停顿，甚至跌入负增长，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显然，同样的危险对于中国而言并非杞人忧天，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值得深入分析。
如果检视幸运地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典型的如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洲的智利和欧洲的爱尔兰、希腊等国，不难看出，如何转变发展模式，形成发展的新动力是避免落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把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生产率继续提高的动力总结为三类：基于专业化所产生的规模经济、产业向城市集中而产生的集聚经济、作为人力资本的技术和知识积累形成的知识经济。相应地，为了形成这三类带来更高生产率的动力，发展中国家需要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包括发展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以培养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的高等教育、良好的城市管理和产业集聚、更加有效的法治体系和反腐败等等。
然而，实施这些战略将直接与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威权式公共治理模式相冲突。威权政体通常要依靠委任的各级政治代理人实现公共治理，然而，这些政治代理人不可避免地怀有在有限任期内牟取个人最大利益的强烈动机。他们往往会设法控制资本市场和土地要素，或以各级政府的名义、或迫使企业家去从事能够在短期内产生收益的投资活动，而对于长期见效的研发及各种教育投资则缺乏兴趣，甚至横加阻扰。另外，政治代理人往往从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倾向于与特定企业或资本力量结盟，采取限制市场进入和市场竞争的政策，从而导致不同地区之间难以基于企业效率形成分工和规模经济。同样，政治代理人也不愿意投入精力进行必要的，但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城市规划与产业聚集。
由此不难理解，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实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今年10月份，在中国海南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来自马来西亚的经济学家弗敖兹认为，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既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低下，也包括现有的官僚体系下权贵资本进行产业垄断，而私人投资受到严重歧视。应该说，他的表述无疑是马来西亚公共治理转型迟迟不能完成而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好证据。
从国际经验出发，中国应该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正如经济学家高尚全所言，“能否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能否有效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其中主要挑战则是政府转型。”得到这样的认识，是以全球许多国家付出了惨重代价为成本的，这诚然不易。然而，要把这样的认识转化为中国公共治理转型的具体举措并加以落实，其艰难性将更为巨大。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验来看，鉴于公共治理转型的艰巨性与长期性，成功实施这些战略往往需要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中国倘若等到“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初露端倪再来落实公共治理转型，恐将已然不及矣！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