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市长王安顺２３日作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去年北京空气中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均浓度实际下降４％，相较２０１４年提出下降５％左右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北京治理空气采取了哪些手段？没有完成目标有哪些原因？明年能否顺利完成ＰＭ２．５浓度再下降５％的预定目标？正在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希冀帮政府一同寻找那“没完成的１％”的原因。
一问：北京为何未完成ＰＭ２．５下降５％的目标？
根据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及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内容，北京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ＰＭ２．５浓度下降２．５％的任务，但离５％的地方目标和百姓期待仍有差距。２０１４年北京共检查各类污染源单位１０万余家，查处环境违法行为２９２１起，超标机动车１．３６万辆，处罚金额达到１．０５亿元。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高到４８％，控制机动车年度新增量由２４万压缩至１５万辆，全市用煤首次降至２０００万吨以内。
一句话，北京治霾还是“蛮拼的”，但为何成绩仍“不达标”？对此，王安顺表示，北京确实很努力，但大气污染防治有滞后效应，一些减排治污效果要随后体现。其次，京津冀协同治理空气需要形成合力。根据北京市政府首次披露的情况，除了本地污染，外来传输占污染总量的２８％－３６％，而在大范围极端不利气象条件下，外来传输对空气重污染的贡献高达５０％。
此外，一些代表也提出，在执法落实方面，仍然存在处罚力度小、违法成本低等问题，对排污的硬约束还不够。
二问：如果没召开ＡＰＥＣ会议，治霾成绩会怎样？
说到去年北京的空气，不能不提“ＡＰＥＣ蓝”。据北京市政府报告显示，ＰＭ２．５达优的天数较２０１３年增加２２天，增幅３１％；重污染天数较２０１３年减少１３天，尤其是ＡＰＥＣ会议期间北京空气质量优良，ＰＭ２．５浓度同比下降５４．５％，可以说ＡＰＥＣ会议的确为２０１４年北京治霾和最终的“４％”作出了一定贡献。
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玉梅追问，如果没有ＡＰＥＣ会议期间的临时性限制，治霾成绩会怎样？
对此，北京市政府报告提出，正因为ＡＰＥＣ会议成功召开给北京带来更多治霾的经验与反思，推动了京津冀协作机制与联防联动机制功能的发挥，厘清了北京大气中主要污染物的几大来源，强化了实践论证与科技支撑。
三问：２０１５年ＰＭ２．５浓度下降５％的目标能完成吗？
北京市政府公布了２０１５年大气治理工作清单：计划投入１０８．５亿元用于大气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推进绿色建筑发展和住宅产业化，开征施工工地扬尘、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污费；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落实企业环境责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雾霾治理；调整退出３００家污染企业，减排挥发性有机物１．３５万吨；基本实现东城、西城“无煤化”，城六区基本无燃煤锅炉……
但王安顺也坦言，２０１５年治霾的压力比２０１４年更大，将“争取努力完成目标”。他说：“目标提得高一点，全民全社会都重视，要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健康问题解决好，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
对此，一些专家和人大代表建议，北京不应再考核ＧＤＰ，而应当将环境指标作为考核硬指标，加强追责与惩治力度，把解决柴油车“黑烟”排放作为重点，建设并完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协调驻北京大单位、学校开班车校车……
四问：机动车限行，公车能否带头？
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如出现持续严重污染情况，将实施企业停产、工地停工、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措施。机动车限行时公车能否带头，一直是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对此，王安顺表示，如果在空气严重污染条件下，不得不实行单双号限行，必须“公车带头限行”。
他说，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阳光、洁净的水，是生活在这所城市所有居民的福祉。但当面对生命的健康与汽车带来的便利哪个更重要时？动议限号政策的初衷也是为了治霾、治堵，当“更快捷的交通”“更清新的空气”在短期内不可兼得，限行政策也许就是我们不得不承受的“瘦身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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