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调整涉及不同产业在国民产出和发展中的结构变迁，由于不同产业产出规模不同，就业需求量不一，生产要素需求及投入水平存在差异，产业纵深度和关联度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总量、就业水平、出口及对外贸易、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培育都有深刻影响。故产业调整与经济产出质量和数量以及长期发展能力都有深刻相关关系。产业调整理论渊源可追溯到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及马尔萨斯等关于产业结构演变的论述，但后发国家广泛的产业政策多源于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关于“新建产业论”的开创性描述。实践中，大范围、大规模、较系统的产业调整或干预政策体现于二战后东亚及拉美国家的发展历程。

　　日本是政府主导型产业调整与升级的典型经济体，在1946—1948年制定并实施产业复兴政策后，大量采用原材料分配、复兴金融公库贷款、价格控制、差价补助金、进口物资的分配等政策手段对纺织、食品、钢铁、煤炭等产业进行倾斜以扩大生产，使得经济产出得到快速回升。进入1950年代，为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推出产业合理化政策，采用租税特别措施和财政投资贷款政策安排，对于造船、电力、合成纤维等产业进行资金支持；后期又确定汽车、家用电器、运输设备、精密机械与电气机械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石油危机后，日本减少了对能耗高、污染大产业的扶持力度，转而发展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产业，如计算机、机器人、数控机床、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等。日本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于日本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创造了有利环境，国民产出也实现了长达近30年的高增长。但日本从1990年代起却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停滞，这除了有1985年汇率骤然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资产价格急速膨胀使资本边际收益虚高并倾轧实体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外移等因素外，日本政府主导产业政策中起重要作用的“主银行”制度造成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产业组织结构相对固化的企业集团和利益集团，金融资源对中小企业支持力不足，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滞后，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韩国在1960年代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韩国的就业和产出增加以及资本和技术积累创造了条件。从1970年代起，韩国产业发展中心转向资金密集的重化工业，如造船、钢铁、汽车、有色金属、石化等产业。利率优惠、过度保护及政府主导性的产业集中化等政策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过早地丧失竞争优势。从1980年代起，政府干预力度大大减弱，重新强化市场调节作用，但对夕阳产业仍实施一定政策倾斜，以防止失业率上升和产出下降。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增，韩国在积极推进金融、企业、劳动力市场和公共部门改革的同时，制定了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精细化工和生物技术等技术密集产业，有力促进了经济产出增长。韩国有效的产业调整政策使韩国在近30年的高增长期后仍能保持适度增长，产业结构也实现了快速升级：1960年三次产业在国民产出中比重为47.1:7.9:45.0，2006年已变化为3:40:57。

　　同期，拉美国家为了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放弃重金属、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依赖“进口替代”战略来推进工业化，但由于国内市场狭小致使需求不足，加上技术水平低和资本积累不足，产业国际竞争力弱，拉美国家为刺激需求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及支持超前的福利措施使其普遍推行“负债发展”战略，到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引起经济衰退。1990年代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拉美国家进行了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过渡，然而先后绵延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阿根廷金融危机、世界范围金融危机使得拉美经济受到不断冲击，增长乏力。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利用价格“剪刀差”等产业干预政策对重化工业实施过度倾斜，致使农业和轻工业产出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国民产出总量增长与居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提升出现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后，开始系统扭转过度对重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农业和轻工业得到释放性发展。政绩观取向使“地方政府间发展出类似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不但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也造成各地盲目上项目争投资，产能出现过剩，产业结构出现一定程度“同质化”特征。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淘汰过剩产能，扩大优势企业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产业调整政策，使我国产业调整政策日趋扩展与细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出口减少、世界经济下行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对我国产出水平的冲击，政府又先后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重点对交通设施、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先后辅之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决定纲要，这对于引导社会资源投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前瞻性地实现从重加工业向技术、智力密集型产业过渡，建立起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合理分布的产业体系有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以城镇化等“新四化”为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新引擎，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新突破，以增强创新驱动发展为新动力(310328,基金吧)，全面落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政策的新战略。十八大后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的新任务，同时指出，2013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在于扩充内需和化解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矛盾。

　　如何完成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既需要归纳历史得失，又需要借鉴国别经验。纵观东亚、拉美国家产业政策实践历程，日、韩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期后都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深层转型，消费、服务业和劳动力收入三项占国民产出比都有一定程度快速上升，经济产出平稳上升，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拉美国家由于超前的负债福利模式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等原因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正处于高速增长后期，同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使我国未来真正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将面临挑战。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主要存在以下四个差距：一是服务业没有做大，二是先进制造业份额不足，三是具有成长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力量薄弱，四是研发、创新在产出中占比还有待提升。缩小差距主要可从以下三点着力：一是补贴“三农”，夯实产业基础并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二是实施倾斜政策和结构性减税，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三是通过发展风险投资、鼓励技术入股等资本市场创新，加强对科技类和创新类企业的金融支持。当然，还要推进缩小贫富差距、激发内需的宏观政策，因为在外需不足、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力趋弱的情形下，扩充内需和人力资本开发将是破解产能过剩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长期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产业调整和优化升级政策应既发挥庞大人力资源存量的优势，充分吸纳就业；又要注重延长制造业比较优势持续时间；还需把握技术发展前沿，成功实现以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为经济增长持续动力源(600405,股吧)的发展路径。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教育研发投入科学配套，都是提升国民产出质量和数量的重要因素，深入研究这些因素对国民产出变动趋势的直接影响和潜在影响，深入研究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动态相关关系，是一项具有长期研究价值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