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金融服务实体、资金投向实体的要求，并强调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这是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得出的论断，也是针对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下降、产业升级较慢、部分资金从实业转向投机市场现象作出的部署。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我国应当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经济增长源自实体经济的发展

　　实体经济大体是指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涵盖第一、二、三产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如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服务外包或出售资源。实体经济中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是依据消费需求和产业劳动生产率情况动态发展的。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超过农业，大量农业就业人口转入制造业，劳动者在高效率部门获得更高的报酬，资本也会流向高效率部门获得更多收益，产业结构随之变化。同样，当服务消费需求增加、服务业效率超过制造业时，也会引起资源重新配置。随着服务业特别是高效率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经济越发达，现代服务业比重就会越高，这是符合消费需求和产业部门劳动效率变化规律的。不应把实体经济狭义地理解为制造业，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济竞争就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产业结构主要也是依据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升级的。

　　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是基于货币、信用、未来收益索取权证等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虚拟经济或符号经济体系。物物交换产生货币需求，波动平抑产生信用体系，资源配置产生未来索取权证如股票等金融工具，这些符号体系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用好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加快经济发展。但倘若虚拟经济不是根据实体经济的需求而发展，而是与实体经济脱节，导致过度发行货币或准货币，就会推动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引起投机，形成自我推动、自我实现预期的资金循环圈，与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直至发生危机。自虚拟经济出现以来，人们都希望驯服它，但仍然危机不断，而且每一次危机的发生和结局都大致相同：一般是肇始于经济繁荣之后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创新不足，实体经济中大量货币析出进入虚拟经济体系，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又推动私人、企业、政府过度负债。如美国在经济“大繁荣”后，因私人过度负债投资房地产而导致次贷危机以至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从中可以看出，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和金融制度的完善健全是平抑虚拟经济膨胀最有效的方法。

　　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大多基于资源禀赋，如我国大量富余劳动力是制造业赶超的基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迎来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机遇，但也受到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的冲击。目前，我国经济就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内外需再平衡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50年中的28次外贸顺差逆转的经历发现：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同时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就业结构调整，贸易部门就业下降，非贸易部门（服务业）就业增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加快，非贸易部门和中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明显提高，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我国目前的经济再平衡比以往更深刻，并将持续多年。从国际经验看，实现经济转型是根本。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创新作为实体经济发展新的方向和动力，否则，扩大内需就要靠提高负债率，资金就会从实体部门流入虚拟经济。

　　需求和劳动生产率决定产业升级

　　一国产业升级基本遵循两大规律，即恩格尔需求变动定律和库兹涅茨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恩格尔定律是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占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并扩展为物质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消费比重上升，从而引致服务业发展。库兹涅茨认为，一、二、三产业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推动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引致资源在产业间重新配置。从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会推动第三产业持续扩张和资源向第三产业配置。但是，如果第三产业受到某种体制抑制，劳动生产率比第二产业低，就会导致服务业难以发展，或者即使发展也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60%，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仍低于第二产业，导致这些经济体中很大一部分是效率低下的第三产业，经济陷入低增长怪圈。可见，产业升级的关键是提升产业劳动生产率。只有提升产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加快产业升级并带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我国人均GDP水平已经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消费升级已经提出了提升消费品质和加大服务消费供给的强烈要求，当前看病难、上学难、行车难等现象正是服务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信号。满足服务消费需求主要应依靠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交通、电信及信息服务、文化产业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排污等服务，这些服务部门是产业需求的新方向。然而，这些部门还存在垄断或行政管制，大量社会资源难以进入。同时，服务业中传统低效的服务业占很大比重，如餐饮等。这些部门对于短期解决就业问题固然有意义，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很容易受到房租变化和经济波动的打击，且难以规模化发展。只有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满足消费升级和服务业全球化竞争要求，才能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动力和空间。

　　同样，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环节。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很大，正逐步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创新需要更多体制激励、市场激励，而不是政府直接干预。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在于完善制度和加强监管。当前全球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都与政府标准牵引相关，如节能减排标准带动设备更新改造、建筑材料改进等。因此，在技术创新上政府应加强激励性制度设计，建立更为严格的管制标准，推动企业技术设备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再通过减税、上市等市场方式激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世界上成功的制造业中心如德国和新加坡，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决压低房地产价格，保持制造业人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强化人力资本优势和创新优势。而很多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国家，大量产业已经转移出去。我国要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进而成为制造业强国，就必须抑制房地产泡沫。

　　把握发展创新周期，推进结构性变革

　　目前全球产业发展创新呈现新的趋势：一是服务业的可贸易比重提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贸易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新引擎。外包、远程服务、知识产权传递等全球可贸易服务比重将从现在的不足20%快速提升到40%，美国是这一趋势的主导者。我国服务业的最大问题是行政管制和垄断阻碍现代服务业发展。只有放松管制、消除垄断，才能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二是绿色更新周期日益明显。绿色更新周期是指绿色消费和低碳技术推动的全球设备和住房的更新改造周期，设备低碳改造周期预计为10年，住房绿色消费更新周期则可长达20年以上。绿色更新周期的出现对制造业提出新要求，当前欧洲是主导者。2005年欧盟委员会推出“里斯本战略”，明确了欧盟经济增长方式的未来趋向：创新工业和科技体系，大力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高产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绿色、低碳、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服务业不同，低碳经济发展与我国既有的制造业工业基础可以实现较好对接，已经得到高度关注，“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节能减排和传统产业改造计划是符合绿色更新周期的，我国在这方面应该起引领性作用。三是新兴经济体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个更加富裕的中产阶层逐步形成。居民消费将由数量消费全面过渡到质量消费阶段，增加消费选择、提高消费质量，都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2012年须谨慎应对国内外经济波动，积极进行结构性变革，以把握全球发展新机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一是实行结构性减税，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实施创新和低碳更新的抵税政策，加快制造业创新和升级。二是放松管制，让社会资源加快进入现代服务业，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三是加快推动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加大低碳最终消费补贴激励，强制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碳标准的制定，努力在全球低碳经济舞台上获得主导权。四是强化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的标准制定和管制。五是将抑制房地产泡沫作为长期的战略选择，完善金融制度，使金融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六是形成“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