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中国的出口可能增长速度会加快一点，但很难再回到平均20%-30%的速度。
●中国经济减速更多是结构性的原因，经济水平比较低，赶超空间比较大，增长速度可以比较高，但经济发展了，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国也不会例外。
●未来的竞争力应该更多依靠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主要是要从低端技术向高端技术走，从低附加值往高附加值走。
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新任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出席由东北亚贵金属交易所主办的“中国交易市场第二届高峰论坛暨东交所移动互联战略发布会”时表示，受短期周期性因素、中期产业竞争力因素及长期结构调整因素多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种减速不会在短期内轻易扭转，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更多的要靠创新、靠产业升级，互联网金融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将持续一段时间
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7%，虽然和政府年初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比较一致，但仍有专家和官员担心7%能不能挡得住。国际上一些机构和学者也测算经济增长数据远低于7%。对此，黄益平认为，现在需要理解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为什么减速？减速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短期性原因还是长期性原因？是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因为最后导致的政策含义不一样。
“假定完全是周期性因素引发的，我们期待政府采取更多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但如果这一轮经济减速是因为我们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是结构性变化，那么短期政策能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黄益平认为，这一轮经济增长减速是由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因素同时发挥作用造成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将持续一段时间。
黄益平给出了自己的理由：首先，从短期周期性因素来看，一个重要表现是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过去30多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平均在25%左右，而最近一段时间平均增长速度则是5%左右，“也就是说出口增长速度从25%跌到5%，是导致今天经济活动疲软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中国的出口还有多大的可能性恢复到过去的增长速度？我认为，如果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也就是说出现更加强劲的复苏，中国的出口可能增长速度会加快一点，但很难再回到平均20%-30%的速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我们是小国，现在是大国经济，大国经济一个很重要特征是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如果继续保持20%-30%的增长速度会对世界市场造成一定冲击。”
黄益平表示，短期因素可以通过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周期进行调节，比如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看到，过去几个季度政策调整频率在加快、政策调整力度在加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认为，到二季度、三季度，经济增长可能触底回升，“但是，这很可能只是临时性现象，难以持续。”
从长期因素来看，经济学者经常用“经济增长潜力”这个指标判断未来经济增长水平，所谓的“经济增长潜力”，就是在给定所有要素和技术的前提下，经济还能保持多快的增长速度。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学者们观点不同。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还有继续保持8%增长潜力的可能性，但实际增长速度也许低于8%，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2016-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可能降到6.1%-6.2%。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更多是结构性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因为经济水平比较低，赶超空间比较大，增长速度可以比较高，但经济发展了，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国也不会例外。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市场变化。1998年政府提出“保8”，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非常大。当时每年劳动人口以800万人的数量在增加，每年需要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今天劳动力市场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劳动力数量每年下降500万。这样看来，经济增长潜力肯定在下降。
总而言之，比以前的增长肯定要低了，这是一个长期因素，很难逆转。
传统主导产业竞争力消失新的支柱产业尚未形成
现在问题是夹在短期因素、长期因素中间还有一个中期因素。中期因素就是过去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支持了中国经济扩张二三十年的产业现在已经快速失去竞争力，而新的支柱产业还没有形成。如果新的支柱产业还没有形成，就不能引领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增长的压力还是往下走的，所以，从中期来看，增长下行压力会持续一段时间。
黄益平说，从过去30多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来看。消费一直相对疲软，出口和投资两个引擎一直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现在的问题是，沿海地区产业碰到巨大挑战，劳动力已经从过剩走向短缺。民工工资过去10年每年平均上升15%，以前有竞争力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了没有竞争力，出口受到影响。
过去，投资增长速度非常快，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投资占GDP的比重是25%左右，2009年上升到将近50%，促成了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这个繁荣不但支持了国内很多大宗商品行业，而且也支持了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经济繁荣，像澳大利亚、拉美一些国家都从扩张当中收到了好处。现在增长速度放慢，投资率在下降，意味着我们对这些商品需求的增长速度会往下走。在国内的制造业当中，很明显的一个直接问题是过去支持投资的行业，目前经营状况也较差，平均产能过剩率达到了40%甚至更高。
“什么样的产业可以带领中国经济走向下一步的中高速增长？其实经济当中很多新兴产业，比如网购、快递、互联网金融，还有很多电信产品，包括大型机械装备等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正在不断形成，但总体来说它们的规模还不够大，没有形成气候，难以支撑整个中国经济增长。”黄益平认为，未来的竞争力应该更多依靠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主要是要从低端技术向高端技术走，从低附加值往高附加值走。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不是简单地说全球经济不行，所以我们不行；也不是说增长速度不断往下走是因为长期因素。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更关键的是看中间因素，中间因素的核心就是要产业升级，产业要不断地变迁。
黄益平强调，虽然长期增长减速不可逆转，但短期看，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让经济减速触底，甚至可能往回走。但这样的往回走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临时性的。去年已经出现过一次，一季度GDP增长7.4%，二季度回到7.5%，但是三季度、四季度又回到7.3%，总体来看下行压力仍然存在。
互联网金融为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黄益平表示，既然下一步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是依靠创新、产业升级，就意味着过去的很多做法很难持续下去，而创新和升级需要金融的支持，但是今天的金融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很多人对互联网金融的看法不太一样。“因为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产品，有的专家比较乐观，觉得互联网金融预示着中国金融的未来，也可能是世界金融的未来，悲观的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无非是因为监管体系漏洞比较多，给了很多套利机会，未来金融监管改进了，互联网金融可能就没有了。”
黄益平认为，互联网金融能迅速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天的金融体系严重扭曲，“扭曲体现在对利率有管制、对汇率有干预、对资金配置有管制、对资本项目的开放管制，政府的手伸到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虽然中国金融规模很大，但是市场机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即使每年贷款规模占GDP的150%左右，仍然经常听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绝大部分的企业和个人没有得到很好地正规金融体系的服务。所以互联网金融一发展就获得了市场的欢迎。比如说很多中小企业。”
黄益平认为，互联网金融有没有生命力，关键要看它能不能发展出可以帮助解决金融问题的手段和工具。“金融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资金的融通。资金融通最大的困难是信息不对称，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怎么样找到交易对手，第二怎么控制风险。互联网金融恰恰可应对这两个问题。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是渠道，支付宝、微信支付或者其他互联网工具，已经把几亿个客户紧紧黏在移动终端，这是传统的金融体系做不到的。第二是大数据分析。银行去调查每一个企业，落实每一笔贷款，成本非常高。如果有数据可以帮助分析，帮助银行控制风险，这样就可以替代相当一部分过去用银行家来做的调查。这样新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形成，对于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黄益平说，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创新和升级，中小企业在创新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传统的金融体系没有为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提供很好的贷款。互联网金融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一个补充。第二，过去的金融体系尽管规模大，但主要以银行为主，很难想象有银行给千千万万创新创业的人提供贷款，因为创新本身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银行不适合给这样的经济活动提供融资。互联网金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最后，黄益平也谈到，发展互联网金融也有很大风险，做得好的不断发展，但也看到全国现在都在做互联网金融。“我最近做很多的调研，发现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第一没有渠道、第二没有信息，没有数据做分析，这样的机构能不能长期发展下去，会不会积累新的风险？这里可能已经有一些泡沫，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