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此次窃听丑闻暴露在阳光下的，正是英国《卫报》等新闻媒体，而不是政府管制系统。这恰恰说明，一个自由的新闻界有能力自我纠正。
■对新闻采集和出版过程施加新的管制，无异于以保护公众的名义使公众变成盲人。
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无疑令人厌恶。以此为契机清理新闻界肮脏的竞争手段、重建行业道德也正是时候。但我们一定要明确如下态度：这一丑闻并不是对新闻进行管控的借口。
事件发生后，认为应加强新闻控制和审查的迹象已经出现。这是错误的。
在英国，这迹象从首相卡梅伦的发言中流露出来。宣布政府将针对《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展开调查后，首相还建议制定更严格的传媒管制条例。
这迹象也闪现在我国一些报纸、网站的评论中，它们将此事作为“新闻自由”破产的重要论据。
无论是卡梅伦，还是中国的部分评论者，都应该重温一个重要事实：使此次媒体丑闻暴露在阳光下的，正是英国《卫报》等新闻媒体，而不是政府管制系统。
这恰恰说明，一个自由的新闻界有能力自我纠正。全世界媒体随之展开的批判和自省，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相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可靠的事实能证明，来自政府的管制能纠正这一错误。
事实上，关于《世界新闻报》丑闻的讨论，不该延伸到新闻自由是否合理这个层面。此事与新闻自由无关，它只是一家报纸触犯现有英国法律，并因 此受到惩处。没有人对这一处理方式提出异议。新闻界众口一辞对丑闻进行谴责，正是因为这一丑闻违背了新闻界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伦理：自由而开放的媒体对整个 社会是一种积极力量。一家作恶的媒体受到谴责，并不意味着整个媒体界及其自由理念都出了问题。
自由的新闻界的确有可能发生丑闻，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领域都无法避免的。但也正是自由的新闻界，才更有可能将丑闻揭露出来——要知道，这一丑闻不但卷入了媒体，也卷入了警方等政府机构。揭露这一丑闻的过程，本就是新闻界自由行使监督权的优秀范本。
因为丑闻发生而加强新闻管控，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可能远大于窃听丑闻本身。
英国人之所以对《世界新闻报》感到愤怒，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窃听本身，而是因为窃听的对象是普通人。在此之前，英国王室和前首相布朗因遭到 该报窃听而报警，但并未酿成多大事端——对权势人物的监督乃至窃听，虽然存在法律上的争议，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公众容忍，因为这是防止他们侵害公众利益的 重要方式。
加强新闻管控，过度束缚媒体手脚，将使新闻界失去这一重要的监督职能，同时使公众失去这一监督政府权力的重要方式。这是比丑闻更加糟糕的 事。窃听事件被披露后，《纽约时报》、《经济学家》、《大西洋月刊》等国外著名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谴责《世界新闻报》的行为，同时反对英国加强新闻管制的 趋势。这可以看做国外新闻界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其中，《纽约时报》的一句话说得颇为精彩：对新闻采集和出版过程施加新的管制，无异于以保护公众的名义使公众变成盲人。
[附]
港评：批新闻自由 中国要美国政改
（香港）
联合早报 (2011-07-21)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报道，梅铎的传媒帝国丑闻频传，如剧集般扣人心弦，中国官方新华社日前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窃听事件暴露西方国家新闻观虚 伪本质”，引述内地专家直指事件“直接暴露出当今西方媒体逐利的本质，以及其长期以来所标榜的所谓『自由』『公正』『人权』理念的虚伪”。
网民:总比“宣传品”强吧？
但内地网民的反应却可能令官方传媒泄气，有网民说，“人家是媒体。总比『宣传品』强吧？”对于文中引述专家所言“新闻自由不能成为媒体 侵犯个人隐私权自由的保护伞”，有网民反讽道，“是啊，领导的私事是你随便就可以报道的吗？”有网民指出，《世界新闻报》的报道并非编造新闻，而是消息来 源的手段是违法的。“通过这一事件。媒体行为标准就更清晰了。体制的进步就是这样来的。”
新华社在报道中指出，窃听事件可能对英国乃至全球新闻行业管理的“制度安排”产生影响。这不禁令人想到新华社社长李从军月前发表的一篇题为《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的文章，文中提出了“媒体联合国”概念，呼吁设立新的非政府组织来协调世界媒体，可谓既大胆又新鲜。
“输出革命”去“折腾”西方
无独有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日更刊文称“美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文中指选票政治、议会政治制约了白宫的政治视野，也拖住了白宫 的政治决策力，使白宫变得愈来愈弱势。从中美关系近年来的发展看，美国已经到了必须改革其国内政治体制，打破国内政治的这种所谓惯例，适应一个不断强大的 中国的地步了。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经指摘“吃饱了没事干”的西方人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看来，中国输出饥饿和贫困的机会也许不大，但也许还会“输出革命”，去“折腾”一下西方呢。
文﹕孙嘉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