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电影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阅读的问题。举凡全民阅读率高的国家，严肃文学改编影视一定不会少。“读书有用论”全面取代“读书无用论”，年轻人真正发自内心想读书时，这个现象自然就消失了。

　　当下中美电影的一大差异，体现在影片原作和改编上。例如正在国内上映的，帮助小李子莱昂纳多斩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荒野猎人》，就是改编自美国作家迈克尔？庞克的小说《复仇》。事实上，今年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电影中，一大半都是根据严肃文学作品改编而来。

　　相比之下，国产电影编剧更擅长独立创作电影剧本，根据文学原著特别是严肃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国产电影为何不像好莱坞那样重视文学作品的改编呢？

　　一、改编自严肃文学难度大，不如利用IP圈钱快，往往费力不讨好

　　近几年，根据严肃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越来越少，最近的只能追溯到2013年导演冯小刚以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1942》，而这部电影则惨遭票房滑铁卢。在资本运作已经日渐成熟的中国电影生产线上，赚钱是电影产业的第一要务，如果某类电影不能够在票房上取得成绩，就会被投资方迅速抛弃，这是市场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不得不承认，严肃文学作品改编电影本身难度非常大。在剧本层面，小说的呈现方式是通过文本呈现故事，读者通过想象和审美完成接受过程，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电影最重要的表达方式是电影画面，改编一部文学作品，使之成为一部电影，必须完成从文字到影像的蜕变。特别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观众更期待电影能够呈现出文学原著的精神意蕴，对于包括编剧和导演在内的电影人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犹如带着镣铐的舞蹈。例如冯小刚多次表示《1942》的拍摄难度远远大于他更为叫座的那些娱乐片，例如《非诚勿扰》和《私人订制》。

　　当创作难度很高而市场接受度又较低的情况同时出现，严肃文学的电影改编也就自然而然出局了。

　　相比以严肃文学作品为底本创作电影的传统方式，国内电影市场目前更盛行的是“IP”概念。“IP”是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知识财产）的缩写，但电影人说说的“IP”实际上并不止于字面意义。其实，这个概念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货，并非舶来品，大概就是泛指一切具有拍摄为电影潜能的文化产品，这种潜能更多地体现为在受众中已经具备的影响力，例如备受追捧的某部网络小说可以作为一个IP，收视率奇高的综艺节目也可以作为一个IP，而某个广为人知的人物形象或故事传说，也可作为一个IP。以IP作为原点拍摄电影，往往可以利用既有的影响力，融资和营销都更加方便，票房也可以得到保证。用IP圈钱，比改编一部纯文学小说要容易得多。

　　二、严肃文学的群众基础已经很薄弱，文化快消品充斥市场

　　虽然改编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好莱坞电影制作的传统，但实际上，中国电影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曾经十分重视文学改编的力量，特别是第五代导演曾经格外重视在严肃文学中寻找创作灵感，而他们的成名作，也大多数都有其文学原著，例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同名小说改编，《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是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则是来改编自作家珂兰的《深谷回声》。

　　而在当下被视为经典的那些现当代文学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人生》都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被搬上银幕。如今，不仅以严肃文学为底本改编的电影越来越少，就连严肃文学本身的读者群落也在缩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曾经一度繁荣，纯文学范畴内的小说和诗歌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特别是80年代，被称为严肃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创作在当时是一种时尚，阅读严肃文学是一种流行的文化生活方式。读者的追捧提升了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物的发行量，一部文学作品甚至可以掀起整个社会的舆论热点，我们熟知的莫言、贾平凹、张炜等著名作家，都是在那个时代走上了文坛。

　　而如今，除去几份老牌文学刊物如《收获》、《当代》、《十月》等，发行量可以维持在数万份左右，其余大多数发行量只在几千册，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册，生存都难以为继。而严肃文学的出版发行也已经殊为不易，除老牌的严肃文学作家外，一般作者和年轻作家的作品很难得到出版社的力捧。这些都反映了所谓“纯文学”、“严肃文学”目前门庭冷落的尴尬境地。

　　这种状况的产生有多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网络时代更加多元化的娱乐方式，人们获取知识和资讯的途径更为便捷。现代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看一些专业、精深的书。自媒体的兴起也充分填充了人们的阅读时间，碎片化的文化热销品占有了更为广泛的受众。年轻人更喜欢在吐槽、自黑和晒图中寻找到精神安慰和感同身受的体验，对于严肃文学一本正经的叙述没有耐心，对于严肃文学呈现出的话题也丧失了好奇和思考的热情。

　　严肃文学丧失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也就很难成为电影人用来改编电影的好选择。

　　三、中国顶尖小说家愿投入剧本创作的比较少

　　中国电影缺少好莱坞对于严肃文学改编的热情，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顶尖的文学家投入剧本创作的比较少。大多数的剧本来自于专业电影编剧，而非小说家手笔，小说的严肃文学血液无法直接输入到电影剧本中。其中原因，一方面由于创作传统，另一方面则受制于资本控制。

　　好莱坞根据文学作品改编小说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今年奥斯卡获奖及提名作品中，除《荒野猎人》之外，斩获最佳女主角的《房间》是根据爱尔兰作家爱玛？多诺霍的同名小说改编；《布鲁克林》改编自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同名作品；《卡罗尔》改编自美国女作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作品《盐的代价》。

　　在西方，剧本的地位不亚于小说，许多小说家在写作小说之外，也重视剧本的写作。例如俄罗斯短篇小说作家契诃夫，同时也是剧作家，而王尔德则以剧本和小说同时名世，即使人们熟知的剧作家萧伯纳，也创作过大量优秀的小说。在西方，剧作家与小说家互相渗透，彼此的分野并不严苛。

　　好莱坞电影工业延续了这一传统，小说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作品直接参与到剧本的写作中。例如人们熟知的经典电影《教父》，其小说原著和电影剧本均出自通俗作家马里奥·普佐，因此《教父》第一部几乎是滴水不漏地完整地呈现了小说中的所有细节和精神主旨，成为不朽的经典。

　　而在中国的当下影视环境中，非但根据严肃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不多，能够创作电影剧本的顶尖小说家也凤毛麟角。在我国历史上，小说和戏剧一直被视为“小道”，近代白话文勃兴后，小说和诗歌承载了“文以载道”的社会职责，而剧本的创作则仍然是比较小众的文学创作方式，因此优秀小说家很少创作剧本。

　　虽然也存在刘恒、刘震云这样能够改编自己小说作品的编剧，但基本上编剧与小说家之间仍然是泾渭分明。而且像《1942》那样票房惨败的经历，也会降低小说家参与电影剧本创作的动力。

　　除了小说家的创作意愿之外，这里还有资本运作在发生作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数字被不断刷新，其吸金能力已经十分强大，资本的涌入深刻影响着电影工业的方向，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更需要能够短时期内吸金的电影工业产品，而并不在乎一部电影能否成为流芳百世的艺术品。

　　这要求电影编剧能够根据市场的风向选择故事题材，根据投资规模和团队经验等诸多因素直接创作更易于实现、更投合市场喜好的电影剧本。除此之外，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编剧往往需要协调从制作方到演员再到投资方的多方关系，配合资本的要求行事。

　　而顶尖小说作家更擅长于个人化的创作方式，特别是改编自己的小说，妥协于市场和投资人的意愿是比较低的。因此已经成名的小说作家，很少会撸起袖子投入到人声鼎沸的电影工业生产中，这进一步降低了严肃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的概率。

　　结语：

　　其实电影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阅读的问题。举凡全民阅读率高的国家，严肃文学改编影视一定不会少。即使跟咱们自己比，在年轻人为文学名著、诗歌如痴如醉的1980年代，也是文学改编影视最繁盛的年代。所以只谈国产电影文学性差，意义不大。什么时候“读书有用论”全面取代“读书无用论”，年轻人真正发自内心想读书的时候，这个现象自然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