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前，一些具有东方美学的传统经典，凭借技术革新颠覆传统叙事，成为现象级的作品。这充分印证了青年创作者正以破界之力，为行业注入全新可能。建设文化强国，需要以文化繁荣兴盛为支撑，需要名家辈出、名篇涌现。您认为如何创造好环境和好机制让青年创作出文艺精品？

　　阎晶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目标任务，作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部署。从现在起到2035年还有10年时间，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令人鼓舞，更让人感受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至今已经过去1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文艺界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可谓振聋发聩。文艺界人士普遍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现实存在，也进行了诸多理论上的探讨。文艺的繁荣发展，文艺高峰的产生，必须靠优秀作品的大量涌现来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仍然任重道远。当前，文艺与科技高度结合，深度融合，可以说科技为文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你所提到的近年来借助科技力量，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时有出现。在这一点上，文艺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大青年文艺工作者。这是时代所迫，更是未来所需。这就需要从各个方面为优秀青年创作人才的涌现营造环境，创造条件。近些年，据我个人所了解，多地、多部门推出了鼓励、支持青年文艺人才的办法。特别是对于新文艺群体的关注、联络和扶持，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让他们安心创作，就有很多有效举措。同时，应创造更好的环境，让青年文艺人才保持创造活力，鼓励倡导他们向文艺经典学习，创作更多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制作精良的优秀文艺作品。

　　记者：越来越多青年加入文化传承队伍，探寻文化根脉、主动传承创新。抖音发布的《2024非遗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95后、00后成为传承和传播非遗主力军，30岁以下传承人年增长72%；创作者们以特效视频、探访复刻、摆摊开箱等多种形式展示非遗，很多濒危、小众非遗也因此被更多人看到。您认为这类实践对增强文化自信有何意义？

　　阎晶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青年扛起文化传承的使命，要增强文化自信。大量的非遗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普遍和长期存在提升影响力与传播力的难题。在今天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年轻人有太多的选择，传统的、地方性强的非遗，在青年中得到传承，而且是具有创新性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得益于网络平台的丰富，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提供了最大机会与可能。文化是植根于生活之中的，与一方水土上的人有着密切关联。文化自信不是口号，它来自生活，来自人民，这就是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的重要原因。非遗项目通过网络传播平台获得广泛关注，展示出蓬勃生命力，同时也创造出许多展示、交流的机会，为丰富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点位”。未来可期，前途远大。

　　记者：《“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必须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更好地以先进适用技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塑文化生产传播方式，抢占文化创新发展的制高点。广大青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创新的生力军。在您看来，青年为何能成为文化创新的主力军？

　　阎晶明：科技与文化融合，并创造出优质文化成果已成趋势。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如守正与创新。没有创新，守正很难激发出文化上的创造活力，而没有守正，创新也容易成为表面的浮华。今天的青年，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具有获取前沿知识的主动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在此前提下，创新性文化成果依赖青年完成，青年成为文艺创新的生力军、主力军成为可能。在文学界，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青年，而且很多都不是学文学出身。他们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读书多，知识面广，又具有很好的文字表达功力，这就使其作品具有立体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独特的文学风貌。在其他艺术领域，比如影视、综艺甚至游戏领域，更加直接地体现出科技与文化的有效结合。而这些创作，都是以青年人才为主体完成的。文艺的繁荣最终要靠出作品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我们运用科技，目的是创造出更多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未来寄希望于青年。

　　记者：时代的发展，新科技的应用，催生了崭新的传播模式，它们在时效、覆盖面、影响力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模式。以视频直播方式运作的TikTok，在欧美国家也受到了广泛欢迎。这些成功案例，创造了新时代文化传播的传奇，也为中华文化的创新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路。您认为，青年在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有哪些独特优势？

　　阎晶明：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高度依赖于科技的发展，而且在这方面中国的优势非常明显。就在上周，我有机会到北京的两家科技集团学习交流，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在现场领略了很多与图书编辑、出版、传播、阅读相关，科技含量很高的工具，极大改变了我对阅读的传统认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要使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真正地传递到世界各地的受众手中，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使之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一代青年作为“数字原住民”，更易获得全球视野，更能理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需求，更有条件以国际化视角讲述中国故事，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被接受。青年群体在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其活力、创新力和对新兴技术的敏锐感知为文化传播注入新动能。我在中外文学交流的工作实践中深深地感受到对很多国外读者来说，对于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了解，主要的困难在于包括翻译在内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获得作品的不容易和不广泛，今天看到便捷又海量的阅读成为现实的场景，仅此一端，就可以相信，文化传播一定能够借助科技创新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