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1651—1725年），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累官至礼部尚书。清代以文臣入祀孔庙者仅三人，张伯行便是其中之一。他持身惟正，深得民心，被康熙帝誉为“天下清官第一”，其精神和事迹对今天干部的修身为政很有借鉴意义。

　　与民同心，清正廉洁。张伯行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于治学为官有自己独到且深刻的见解。“治民以养民为先，教化为本”是张伯行一直躬亲实践的为政理念。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张伯行授任山东济宁道，恰逢灾荒暴发，人民深受其苦食不果腹。张伯行毫不犹豫地“运家粟以赈，并载钱及棉衣数舟，分给冻馁者”。而后根据朝廷分道赈灾的指示，在汶上、阳谷两县共拿出两万余石粮谷救济灾民。事后，时任山东布政使弹劾其擅开仓谷，张伯行反驳说：“我奉旨赈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他的据理力争使得弹劾者无言以对，只能放弃对他的无端指责。

　　一芥不取，是张伯行廉洁自律的直观表现。他说：“直者一事不敢询人，廉者一介不敢自污”。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张伯行升任江苏按察使。照惯例，应向总督、巡抚共馈送“约四千金”的见面礼。张伯行断然摒弃这种陋习，义正词严地说：“我做官，从来不取老百姓一分钱，怎能置办这么厚重的礼金？”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三月，康熙帝南巡至苏州时对大臣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于是，提拔张伯行任福建巡抚，并说：“今朕自保举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坏法，天下笑朕不识人。”张伯行到任福建后，以自己的廉洁之举，彰显了康熙帝的慧眼识人。他见衙署“铺设甚盛，金银器皿，锦绣帷幕，炫耀于目”，询问缘由，衙吏回答说：“行户协备，往例如此。”张伯行对此严厉斥责：我从来没有如此铺张，绝不可以这么过分。况且行户就是老百姓，怎么可以拖累他们？于是，让百姓把各自器物领回。不仅在福建，后来移江苏巡抚后，张伯行一样克勤克俭，持身惟正。以致后来解任时，百姓哭道：“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

　　整风肃纪，刚正不阿。张伯行敢于向陈规陋习开刀，努力开创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上任伊始，便发布《禁止馈献谕江苏等七府一州示》：“照得洁己奉公，官守之常节；存心爱物，吏治之本原。迩来习俗移人，廉隅日顽，括民财以肥己，疾苦罔闻；敲民髓以媚工，迎逢绝巧。其驭下惟货贿是视，奉上以献款为能，就令盈万盈千，止图此身温饱。谁知一珠一黍尽属民间膏脂，亦思宽一分受一分之赐，期于自尽吾心，若思爱一文即受一分之污，何以无惭矜形。”此檄于情于理地表露了张伯行杜绝贪污行贿决心，被誉为整风肃贪的“金绳铁矩”。由于张伯行立法严明，执法公正，收到了“官吏莫敢冒法贪滥”的效果，营造了官民和谐的良好氛围。

　　敢于向权贵开刀。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江南科考舞弊案。副主考赵晋和总督噶礼等，上下勾结，收受贿赂，使几个平常胸无点墨的人高中举人。一时间舆论哗然，群情激愤，数千江南士子抬着财神进入文庙示威抗议，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案发后康熙帝命尚书张鹏翮、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及安徽巡抚马逸姿等会审此案。由于案情涉及权势滔天的噶礼，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会审迟迟未有结果。张伯行忍无可忍，在明知“言出祸随”的情况下，大胆揭露噶礼“擅作威福，卖朝廷之官，卖朝廷之法，复卖朝廷之举人”的贪赃枉法行径；并发出“振千古之纲常，培一时之士气，除两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的呼声。其后，噶礼倒打一耙，上疏捏造张伯行七大罪状。督抚互参后，局面愈加复杂，康熙帝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玉严审此案，依然迟迟未有公议。幸赖康熙帝明察秋毫，发话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妇孺无不尽知；朕以张伯行为天下清官第一，断不可参。于是下旨将噶礼革职，张伯行复任江苏巡抚。

　　张伯行一心为公，为民众之事鞠躬尽瘁，惩贪腐之徒铁面无私。直到临终前，他还在《遗疏》中建议朝廷：“崇正学，励直臣，厚糈以养廉吏，明法以惩贪墨”，其为国为民之心，青史难寻。■

　　（作者单位：江西省抚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