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佑2年（公元1057年），年仅22岁的苏轼参加礼部考试，高中进士。四年后，苏轼应制科试，取为最高等，并授官职，一时间声名显赫。然而，仕途得意没有冲淡他对王朝命运的忧虑。北宋自仁宗以来，已呈现贫弱景象。外有西夏契丹两国，虎视眈眈，边患严重；内多骄奢淫逸之徒，安于一隅，不思进取。年轻的苏轼忧心忡忡，直言进谏，向宋仁宗呈上二十五道策论。《教战守策》是其中广为人知的名篇。今天，品读此篇，仍让我们折服于青年苏轼的忧患意识、远见卓识和出色文采。
文章开篇即以迅雷之势亮出自己的观点：“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苏轼所问可谓尖锐犀利，其所答亦是斩钉截铁，如同迎头棒喝，振聋发聩。读者及此，难免疑窦丛生，又不乏兴趣盎然，按捺不住想探一究竟。为什么“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呢？它又怎么会酿成“不可救”之祸难呢？苏轼随后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如抽丝剥茧般解答了读者的疑问。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苏轼对比了先王与后世截然相反的安民做法。先王之时，天下太平，但先王深知兵战不可弃。于是，在农闲时节，组织民众操练武艺，演习军事，使民众熟练掌握钟鼓旌旗等器械装备，从而无惧于杀戮争斗。这样，即便出现盗贼侵掠，民众也不至于惊慌溃乱。到了后世，君王听从一些迂腐儒生的建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年后，不仅军备松弛，而且百姓安于逸乐。一旦有盗贼侵扰，民众就惊慌失措，不战而走。苏轼特别提到，这方面的殷鉴并不久远。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可谓升平盛世。然而，民众坐享太平，沉迷游乐，堕失刚勇，萎靡不振，以至于安禄山作乱，百姓遭殃，天下分裂，唐室式微。北宋王朝的安宁祥和，与开元天宝年间的歌舞升平，何其相似。如果不以史为鉴，一味贪图安逸，势必重蹈覆辙。
探究事理，明辨安危
进而，苏轼以个人身体比喻天下大势，探究生民安危之道。养身之道，王公贵人与农夫小民，大不相同。王公贵人虑患备至，乘舆穿裘，然而养之太过，稍不留意，则寒暑侵入，故常苦于疾病缠身；农夫小民终生勤苦，不避风雨，因而筋骨强劲，寒暑不侵。苏轼总结道：“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养身尚且如此，治世亦不能外。如今承平之日既久，民众骄惰脆弱，俨如妇人儿童，畏惧谈兵论战；士大夫也担心兵事扰民，不敢言兵。岂不知身体养之过甚则多病，民众养于安逸则无能，长此以往，危在旦夕。正如孟子有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审时度势，切中时弊
接着，苏轼笔锋一转，切入时局：当今之世，虽无战事之险，但难绝战事之忧。仁宗时期的短暂安宁，是以向西夏和契丹输款纳物百万计而求得的。但是，“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苏轼通观北宋与西夏、契丹对峙局势，断言北宋与西、北两国之间必有战事。战事既然不可避免，发动民众，积极备战，便是当前要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文章至此，从远及近，由缓到急，史论结合，时势相连，已经把中心论点阐发得淋漓尽致。一言以概之：“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不过，作者并不急于搁笔，而是遵循策论的体例，向当政者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具体而言，要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操练行阵之法，役民掌握击刺之术；年末举行检阅，按胜负行赏罚；推行一段时间后，实行“军法从事”。这样教民战守之策，就能够“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哪怕会惊动民众，引发抱怨，但是能迅速发动训练有素的民众应对战事，其益处显而易见。不仅如此，这一策略还可以遏制各地驻军的骄横和奸谋，有助于整治边防。
纵览全篇，《教战守策》一文布局严谨，层次分明，语言流畅晓白，说理透彻清晰，行文波澜迭起。苏轼围绕安危逸劳之间的关系，辨明利害，提出教民战守、全民习兵的主张，确实是鞭辟入里，对症下药。今天我们再读此文，既惊叹于一代文豪的优美文笔，又感慨于封建士大夫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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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到了仁宗赵祯时期，在承平的帷幕背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迅速地深刻化、尖锐化。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外部西夏、辽不时冒犯。统治阶层当中一些较能正视现实、深谋远虑的人，便不断提出革新政治以自救的主张与要求。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就是这种趋势下的产物。年轻的苏轼，很快地也投身于这个浪潮中了。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25岁的苏轼应“制科”考试时所作的《进策》二十五篇(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分析了当时北宋王朝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危机四伏的形势，提出了除弊兴利的要求，发表了革故鼎新的见解。《教战守策》是《策别》中的一篇，主要针对北宋王朝当时对外政策的弊端和武备废弛、民不知兵、兵不能战的现状，从边防安全着想、为国家长治久安大计，高瞻远瞩地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险，旨在论述他教民于平时练习战守之事，以防边患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