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5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习近平同志去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作品“要彰显信仰之美”，“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等论述，不仅涉及到了文艺的美学品位，而且直击文艺的信仰问题。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说我们是一个讲求“实用理性”的民族，它没有像西方一样严格的宗教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净化个体心灵的宗教职责、寄托生命志趣的信仰功能。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建设，在经历了“启蒙”的沉重和“救亡”的艰难后，今天应该进入“信仰”的重建阶段了。面临国际政治的“新战略”态势和国内经济的“新常态”形势，体现文学艺术精神的美学信仰的重建，既是启蒙要义的新内容，又是救亡使命的新发展，更是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当然是文艺创作的新启示。

　　文艺和信仰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二者都具有拯救沉沦心灵的神圣性，充满理想情怀的超越性，维护美好家园的纯粹性，思考未来世界的终极性，更是将上帝般的仁爱与慈爱、悲悯与怜悯、虔敬与崇敬、赤诚与热诚、超脱与解脱等，融入了文艺的天地和信仰的王国。三国时曹丕说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认为“它都能在我们的人生中替我们创造另一种人生。……使我们窥见我们人生中的神奇”。我们的文艺有承担“社会书记员”的现实主义使命，有憧憬“诗意栖居”的浪漫主义理想，也有浇灌“恶之花”的现代主义功能，但是，今天的文艺，还需要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精卫填海的朝圣精神、九死不悔的信仰力量。尽管我们的很多国民不信教但是应该有信仰，尽管我们的文艺不崇拜神灵但是应该有神性，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对真的追求、对善的向往、对美的热爱，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和推进到终极性的境界。简言之，繁荣新世纪中国的文学艺术，还需要美学信仰的登场。因为我们的作家和读者，还在根本意义上缺乏对真善美“无缘无故”的崇奉和崇敬、敬仰和敬爱。

　　因为信仰真而求真

　　真理与信仰，孰重孰轻？一对哲学史上悬而未决的公案。坊间道：“信仰让人偏见，真理让人豁达；信仰让人快乐，真理让人痛苦。”可见，真理更注重科学性和可行性，看重的是改造世界的逻辑力量和实践效能；信仰则偏向于神秘性和理念性，看重的是塑造主体的意志力量和精神效应。其实二者在本质意义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真理与信仰都有着洞穿大千世界本质的抽象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圣性和惠及人类的普世性。认定了信仰的真理价值，就得无条件服从真理的信仰意义，这就是因为信仰真而求真。

　　就当今而言，在民族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在个体生命的丰富中，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如何才能做到“因为信仰真而求真”呢？那就是不唯书、不唯上，一切尊重客观存在的真相。既秉公执正，诚信守正，勇敢坚持真理，随时改正错误，如“虽九死犹未悔”的屈原；又虚怀若谷，博采众长，敢于挑战权威，乐于扶助后学，如现代中国数学泰斗熊庆来、华罗庚、陈景润；还要自我反省，不断完善，大胆怀疑一切和接受一切的怀疑，如“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画家石涛。他们在守护艺术信仰和坚守创作真理的过程中，愿做真理之信徒，而决不做信仰之奴隶。以真理支持信仰，艺术生命常青；以信仰支配真理，艺术生命枯萎！

　　因为信仰善而向善

　　信仰与善德孰先孰后也一直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信仰赋予人类积极乐观看待宇宙万物和人世规律的心态，因为有了信仰，人类才有了忘我的超越情怀和博大的仁爱之心，才能于黑暗中看到光明的未来，在困境中发现到美好的存在。正如卢梭说的那样，“没有信仰，就没有真正的美德”。正是因为信仰而向善，由于向善才信仰。如此，文学艺术家才能做到不因为境遇的恶劣和遭遇的困顿，都将善良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文艺创作的宗旨。正如牛津大学法哲学教授约瑟夫·拉兹所说的：“道德善，不仅在于人们能按照道德规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还体现在：当环境极其恶劣，充斥着各种邪恶的诱惑和压力时，依然向善如故。”

　　信仰是一个人主体意识的最高境界，当我们把善作为个体存在价值的首选和人生意义的基础之时，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任劳任怨，直至舍生取义，就会变成他生命的自觉，进入无怨无悔、甘之若饴和助人为乐的美好境界，所谓“明其道不计其功”、“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方面堪称典范的是被视为“俄罗斯良心”的托尔斯泰，以“忏悔的贵族”的身份，身体力行基督教的博爱情怀；印度诗圣泰戈尔在人本神学思想的指导下，“清楚地回答了‘什么是艺术’这一问题。这是人的具有创造性的灵魂对‘实在’的呼唤的回应”。这些告诉我们，艺术是人类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活动，应当表现人性中的真善美。

　　因为信仰美而爱美

　　这里的“美”不完全是一种形式愉悦的情绪感受，也不仅是一种内容充实的意义感悟，而应该是像浮士德在经历了种种酸甜苦辣后由衷的赞叹：“真美啊，请你留下来。”有限的人生存在于无限的宇宙时空、有限的生活形式与无限的生命内容之间的诱惑与憧憬、痛苦与无奈、欣喜与愉悦的综合性感受和本体性存在，实际上就是生命的自由与限制而导致的“悲剧意识”，有信仰的生命一定会在反抗黑暗和不幸中，走向生命的永恒。因此，信仰视域中的美学是生命式的美学，更是宗教般的美学。正如潘知常教授说的：“为什么审美活动和宗教有关？其关键原因就是因为宗教是人类的信仰的最集中的体现。”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学艺术家，对美的憧憬和崇敬、坚持和坚守所凝聚和升华的信仰，犹如夜空中指引航向的北斗星。这种对美的渴望俨然成了人类生命的本能和全部，没有功利考量，没有现实目的，因为这是人类生命的美而热爱人类生命的美。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崇高的信仰，文艺作品所展示的和传达的，在旁人看来苦不堪言的遭遇、三灾八难的经历，都会因为主人公的执着而变成志趣和使命，甚至就是宿命，它呈现的是“没有原因”的爱，抒发的是“毫无事由”的情，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后，凭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念，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之所以要因为信仰真善美而追求真善美，是因为他们将真善美置于先验性的存在和本体论的高度，即不管这个世界如何肮脏、世道如何黑暗、人心如何阴鸷，他们都根据生命的进化原则和文明的演进规律，对真理、善良和美好的存在深信不疑，并坚信它们是不证自明的“道”，从而让引渡人类生命之舟的信仰获得永恒。

　　如果我们的文艺家对真善美，做到了无条件的崇拜和膜拜，践行了无缘由的热爱和挚爱——生命的神圣信仰，那么，我们的文艺就开始了走向世界和走进心灵的新长征，我们的创造就拥有了接近理想王国和圣洁天堂的终极目标。实现习近平同志对文艺工作所期待的目标：“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那就让我们为这高尚而高贵的事业，为之祭献纯洁而圣洁的信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