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的成书过程相当艰难，一方面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另一方面则是老舍的身体状况很差。北碚的夏天很热，老舍的书房又三面朝阳，就算太阳落了山，屋里也还跟蒸笼似的，墙上简直能烤面包。

　　抗战时期的北碚街景。

　　北碚，曾是缙云山下、嘉陵江畔一处安静小城。

　　早在南北朝时期，由佛教文化繁衍而生的北碚文化就已迈入了初兴时期。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带给这座小场镇鲜活的生气，让它一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抗战时期，北碚成为陪都重庆的迁建区，大量科学文化教育机构进驻北碚，全国的思想精英在此集结。当时的北碚曾被称作是“东方的诺亚方舟”，无数的宝贵人才、文物史料和重要物资都在这座小城中得到了尽可能安全的保护和存续。可巧的是，这艘奇迹之舟的缔造者卢作孚先生，正是以“中国船王”的头衔而闻名于世的。

　　70年，弹指一挥间，那段血色岁月里的人仿佛从未走远，有关那些人、那些事的记忆，就隐藏在小城北碚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从未褪色……

　　三千名流汇北碚

　　早在上个世纪初，北碚城区仅有300来户居民，人口加起来也不过2000多人，街道污秽，匪盗横行，民生凋敝。1927年，一位青年男子的到来，改变了这座小城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它的命运。

　　这位青年名叫卢作孚，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1927年，他以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局长的身份，对北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短短几年时间，北碚就拥有了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四川的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西部地区的第一家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还在北碚兴办实业、教育、医疗机构，并整修街道，兴建公园。到1936年北碚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区署成立时，北碚已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花园小城。

　　第二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北碚被划为迁建区。在这小小的弹丸之地，先后涌进了机关、学校、社会事业单位200多个，各界名流、学者、作家、科学家3000多人。在当时，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三千名流汇北碚。

　　文化大师郭沫若、老舍、林语堂、梁实秋等在碚创作出《屈原》《四世同堂》《雅舍小品》等传世名作；剧作家田汉、曹禺、夏衍、洪深、阳翰笙等在碚创作排演出《全民总动员》《塞上风云》等优秀剧目；教育家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顾毓琇、孙寒冰等在碚培养教育出革命烈士王朴等优秀人才。北碚区博物馆馆长莫骄称，目前，北碚共有20余处已认定的名人故居，先后建起并开放了6处位置相对集中的故居纪念馆，其中，梁实秋的雅舍纪念馆、老舍的四世同堂纪念馆以及卢作孚纪念馆是相对较大的3处。

　　辉煌一时的“抗敌文协”

　　早在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老舍先生便与周恩来有过多次接触，这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渐加深，最终义无反顾、心悦诚服地“成为共产党的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

　　抗战初期，周恩来还巧妙地安排老舍先生去了一趟延安，让百忙之中的毛泽东专门会见了老舍。毛泽东在窑洞里会见了老舍，亲切地说：“你是周恩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了抗战，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延安之行深刻地影响了老舍先生。他曾感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

　　1938年，老舍从武汉到了重庆，继续在“抗敌文协”任职。当时，“抗敌文协”办公处就在北碚。那些年里，“抗敌文协”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全国各地设了分会，搞了许多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前身。“抗敌文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两大历史贡献：一方面团结了一大批有爱国心的文化界人士，另一方面使文学走向民间，走向普及。

　　老舍在北碚，对“抗敌文协”的工作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通过团结通俗文艺作家，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宣传抗战。正如老舍在通俗文艺讲习班所讲：“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曲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小手笔，只要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去试作。我不应以聊鼓词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

　　应该说，这个口号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文学走向。这里面凝聚了周恩来与老舍的心血。

　　《四世同堂》诞生记

　　1943年夏，老舍夫人胡絜青带着3个孩子悄悄离开早已沦陷的北平，逃往重庆。11月中旬，老舍一家人在北碚团聚。

　　胡挈青定居北碚后，前来看望拜会她和老舍的友人络绎不绝，言谈中，胡絜青一遍遍诉说起北平沦陷后百姓经历的苦难，以及逃亡路上的艰难惊险。老舍就细心地记下这些情节，等到收集了足够的背景材料后，老舍决定，用两年时间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1944年元旦，老舍正式动笔，开始撰写以沦陷时期的北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部鸿篇巨著描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亲和力与凝聚力，使得祁家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一次次外力的打击下未能解体，隐喻着这个国家的希望与新生，给全国人民树立了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成书过程相当艰难，一方面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另一方面则是老舍的身体状况很差。北碚的夏天很热，老舍的书房又三面朝阳，就算太阳落了山，屋里也还跟蒸笼似的，墙上简直能烤面包。老舍在屋里坐不住就到屋外去，哪晓得外面的蚊子又大又多，更让人恼火。

　　随着抗战的进程，物价不断飞涨，文艺界人士大都口袋空空，老舍身边尚有家小，“一张嘴便是五六个嘴一齐来”。那段年月，他戒了烟酒茶，吃着平价米，数月不知肉味，穿着“自来旧”布做的“困难衣”，久而久之，老舍就因营养不良而患贫血症，时常头痛、眩晕，严重影响了写作进度。

　　他在眩晕中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同时还创作出短篇小说《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等大量文学作品，总计近两百万字的作品。在北碚的三年半时间，成为了老舍一生创作的巅峰时期。

　　左翼文人活跃的舞台

　　抗战时期，作为陪都迁建区的北碚吸引了一大批文化领域内的高级知识人士，他们整体素质较高，思想活跃，有专业，有特长，有影响，他们通过经常性的演讲，大量的话剧演出，激起民众对侵略者的愤恨，鼓舞抗战的斗志。

　　在北碚活动的最大左翼作家团体当属以“抗敌文协”研究部副主任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作家群，主要成员有胡风、艾青、田间、邹荻帆、绿原、冀仿、路翎、丘东平等，其中邹荻帆、绿原、冀仿都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因当时胡风在复旦大学任教，他们是胡风精心扶持、倾力培养的结果。

　　胡风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租住在校外两间破旧的棚房里，他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废寝忘食，继续主办文学刊物《七月》，并很快编成了复刊号。

　　在重庆复刊的《七月》，保持了它一贯的特色，一面公开发表陕甘宁边区作家的来稿，一面刊登国统区进步作家的力作。白危的《毛泽东片段》，介绍了窑洞里的伟人；曹白的《在敌后穿行》，丁玲的《警卫团生活小景》，歌颂了八路军和游击队；绿川英子的诗作《失去了的两个苹果》，号召日军士兵参加反战同盟。《七月》中还发表了一些文章，记录日军轰炸重庆的滔天罪行。

　　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活跃在重庆的左翼作家群体创作出大量如《四世同堂》这样既有反映抗战爱国精神的作品，也有针砭时弊抨击腐朽黑暗现实的作品，包括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塞上风云》；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丘东平的《第七连》；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等。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北碚诞生的，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极受关注和研究的“北碚文化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