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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铁拳”是如何形成的

发稿时间:2024-06-06 15:15:43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任伟 贾馨玫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幼年生活在哈尔滨;1920年全家迁往天津,在此生活1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爱泼斯坦作为记者,先后辗转南京、武汉,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同一时期,他还用记者特有的敏锐观察,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场景,写下了《历史不应忘记》一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文献。

  依靠人民的力量建造“不可摧毁的堡垒”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如何?根据地的人民是如何抵抗侵略者的?中共游击队能顶得住日本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吗?对于这些问题,爱泼斯坦用详实的采访和分析给予明确回答。

  一方面,组织人民。爱泼斯坦观察到:在华北敌后,“不可摧毁的堡垒”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建造起来的。书中提到,在有经验的组织专家聂荣臻的领导下,军队的政工人员开始建造这样的“长城”。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群众动员,也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关于怎么动员民众这一问题,爱泼斯坦写道:“组织者们逐村召开会议,发表演说,劝说、动员农民,鼓励他们站起来,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新的县长们也不是坐在自己舒适的办公室里,而是走到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群众开始自觉地行动起来。日本可以征服一部分土地和城市,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彻底征服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这就像爱泼斯坦所观察到的那样:日本人可以用火与刺刀烧毁房屋,刺死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但他们摧毁不了华北人民逐渐觉醒的力量。

  另一方面,开展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建立军队、发展军队,把日军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时,华北根据地的多数村庄都组织了自卫团和游击队,最能干、最热情的游击队员又可以自愿参加正规军。作战时,有时以游击队为主,有时以正规军为主,同时,“村政府、群众团体和民兵经常不断地提供消息”。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纵深武装体系,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千百万人的意志和希望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人民的铁拳”。

  “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1944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访问延安。半个多世纪后,年逾九十的他回首往事,无限感慨地说:“延安之行对我一生走的道路影响重大,让我终生难忘。”

  当时,负责迎接他们的是王震将军,沿途所见首先是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爱泼斯坦写道:每一座荒芜的山顶和坡地都已种上了小米、小麦、豆子、亚麻或棉花。这一带在国民党实施封锁以前,原来是不种棉花的,所以有两年边区人民几乎弄得衣不蔽体,去年的情况就不同了,边区的棉花半数可以自给。爱泼斯坦所言不虚,大生产运动的确缓解了根据地的物资匮乏,同时也有效地支援了前线的军事斗争。此外,爱泼斯坦还参观了位于延长县的油井和炼油厂,看到在艰苦条件下人们努力进行工业生产,他写道: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在边区,凡是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在做”。

  延安群众的精神风貌,给爱泼斯坦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的社会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又加之散兵游勇纪律败坏,很多百姓看见军队就惶恐不已。但延安却与众不同。爱泼斯坦写道:“我们一路上所遇见的农民看来都能丰衣足食——有的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在我们这支队伍休息的地方,景象就完全不同了。老百姓看到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就上前去同他们交谈,打听我们这批‘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还送热水给战士们喝,并且不用吩咐就主动去照料马匹。我们总的印象是,老百姓对待战士们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他们开心。”这一段描述,真切鲜活地呈现了延安军民的鱼水情。

  对于从国统区来的爱泼斯坦来说,两相对比,延安的一切让他坚信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未来。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这个边区不是一个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的人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言语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次微笑和每一个表情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他还谈道:“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10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

  1944年延安之行,爱泼斯坦两次采访毛泽东,留下了对毛泽东的观察和记录,他写道,“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

  第一,毛泽东的个人作风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爱泼斯坦看到,毛泽东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比如,与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有几次,爱泼斯坦与毛泽东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特殊的礼仪或规矩,“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随意,食物也极简单”。这与他在重庆见到的等级森严、铺张浪费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二,毛泽东“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领导艺术,给爱泼斯坦留下深刻印象。在当时,毛泽东领导着十几个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同时还要处理国际问题,但他有条不紊、神闲气定。反观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爱泼斯坦感叹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

  第三,毛泽东分析问题简洁有力、一针见血,让爱泼斯坦赞叹不已。他在书中写道,毛泽东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这不是某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手法,而是一种才能——他的头脑非常清楚,又能简明地、形象地去说服别人”。应该说,在短暂的接触中,爱泼斯坦确实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那就是立足在中国的大地上,用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简洁明快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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