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里奥·里奥斯 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关系研究院创始人兼名誉院长
公共事务最重要的是将民主与效率、政治制度与发展能力联系起来，以满足社会多数人的需求和愿望，从而实现更大的增长、福祉和社会发展。中国进行了多方探索，在民主和效率的平衡上成效显著，形成了一种符合自身历史文化的民主模式。西方习惯于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但中国的意识形态并非在教条主义的基础上运作，而是能结合看似矛盾却融为一体的不同元素。中国政治制度的构成是多元互动的，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国情，值得他国借鉴。
哈桑·拉杰卜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多极化世界为民主发展带来了新选择。近年来，西方在全球“叫卖”西式民主制度，但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越发水土不服，制度短板日益暴露。这些都充分证明，强行植入西式民主只能事与愿违，结果往往与和平、稳定、繁荣的愿景背道而驰。中国打破“只有西式民主才是真民主”的固有观念，探索了一种民主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平衡了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西式民主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然的。
科斯塔斯·古里亚莫斯 塞浦路斯欧洲大学前校长
中国取得如此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提出了相互关联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它们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加强了文明之间的联系。这些倡议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良好反响，是实现双赢多赢协同效应的有效手段。这四项倡议也有利于国际关系均衡发展，有利于构建基于平等与和平共处的全球伙伴关系。
唐亚林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中国民主治理新形态囊括了包容的民主与能动的治理。中国式民主强调话有地方说，说出来有人听，听后有人办，办后有结果反馈。这说明中国式民主不仅具有全面系统的制度程序，还通过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有机互动形成实打实的效果，不断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民主不仅关乎制度、治理，还需要有一个执政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种“良心+良制+良治”的复合道路。
数字时代的民主与法治
高鸿儒 中国尼泊尔友谊论坛主席
数字革命极大促进了信息获取，并促进通信连接水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数字革命还赋能普通民众表达意见、参与政治以及从事各种事业。与此同时，数字媒体的兴起也对传统民主价值观提出了挑战。错误、虚假的信息充斥着网络世界，有一些社交媒体算法为了提高用户参与度，通常会把耸人听闻的内容而非事实作为优先推送内容。一些国家以“民主安全”为由封禁社交媒体TikTok，但武断禁止某一应用程序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重要的是在利用数字技术和减少负面影响之间找到平衡。在数字时代，技术应当成为推进民主治理积极变革的力量。
丹尼斯·穆尼内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数字技术虽然能推动民主与法治的发展，但是也令我们面临新的挑战，比如信息茧房以及虚假信息的传播，这些都影响了社会的治理。外部势力利用数字平台来操纵信息，也会影响到一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例如，一些机构歪曲事实，不遗余力地用谎言抹黑中国。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捏造虚假信息来抹黑中国新疆和新疆民众。为了直面问题，上千名国际人士受邀到访新疆，了解真实情况，没有一个人发现虚假报道中所指控的“问题”。
查尔斯·奥克丘库·奥努奈居 尼日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民主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需要演变、发展，需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方式之一就是借用新的工具。社交媒体能够促进不同国家间年轻人相互理解，也能助力民主。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们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方式。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国际会议无法在线下举办，促使人们通过数字平台进行沟通。许多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使用新的工具可能带来更好的成效。
塞萨尔·兰达 秘鲁宪法法院前院长、外交部前部长
在政治冲突等背景下，人工智能和算法的使用变得更加危险，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由于社交网络通过缓存记录了数百万用户的喜好，大型技术公司可能会通过开发人工智能和算法从社交网络用户那里获取信息和数据，并将其用于商业或政治目的。对虚假新闻、深度伪造和其他工具的监管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第一，无论内容以何种方式呈现，都需要被监管;第二，有必要通过立法规范内容的呈现方式，以此建立一种透明机制。
人工智能与民主的未来
马尔西奥·波赫曼 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所长
西方国家民主政治面临的合理性和效率性危机，可归咎于代议制选举民主机制的内在缺陷。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当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政客们过度追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曝光量，导致选举过程愈加以媒体为中心，这样的选举过程即使不会遭到民众完全反对，也是不符合民众利益的。
当下，反建制的言论和反民主的情绪此起彼伏，权力在越来越相似的政党之间交替，而民众的生活却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当选举变成一场寡头们在经济领域追求财富扩张的游戏时，民众就会因公共利益私人化而远离政治领域。随着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商业和社交媒体出现，民众正变成头脑简单的消费者，民主似乎只是在选举活动中被讨论，寡头们不断通过媒体宣传他们的下一次选举，形成选举独裁。
安那托利·拉扎列维奇 白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当下，人工智能被用于促进民主发展的前景尚不完全明确。任何一种民主制度的关键都在于人民能否自由表达意愿以及政治制度内的主体意见和情绪能否被表达，即选民个体做出某些选择的愿望和能力。传统上，一个人在做出选择时总是依据其生活经验和知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在选择时很有可能依赖人工智能。在这种情况下，操纵个人和公众意识的新机会就出现了，这无疑对民主的前景构成巨大的威胁。换句话说，民主开始与少数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发者和潜在的计算机黑客产生了密切的相关性。
这些矛盾的尖锐性要求各种社会行为者、国家公共机构、专家群体、教育机构等协调一致，共同应对数字世界的新挑战，为解决问题提供框架条件。这项任务包括促进经济和社会领域数字化发展的进程，确保信息和数字空间安全，防止数字技术对社会和人类价值观的破坏性影响，提高媒体能力和公众数字文化水平，制定一个管理数字化发展进程的国际监管框架。
王天夫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社会变迁研究会副会长
在公共事务信息处理和公共政策执行中，人工智能无处不在。数字时代的民主让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让人工智能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在收集、分析信息并且向公众精准推送信息的过程中非常有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工智能加强或提升了公共治理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因为仰仗算法，导致很多时候信息是虚假和扭曲的。这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一方面，人工智能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效率比普通人高很多，人类自身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会降低;另一方面，人们会怀疑人工智能在参与公共事务工作过程中是否完全真实、公正。
多极化世界中的民主与全球治理
陈 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既是国内治理的形式，也是全球治理的原则。它在一国内应体现为人民当家作主，在国家间则应体现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绝大多数国家对全球治理的最大期待，就是在有效治理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公平合理地照顾到每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全球治理也因此成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实践平台。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回答了“谁来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这一系列问题。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充分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更好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诉求。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如果我们背离了这一原则，将从根本上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
在中国，民主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事实表明，民主实践为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提供了条件，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强调要保障全体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不是保障利益集团或者某些少数人的利益。我们看到，中国向其他国家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但绝不强制推行自己的发展模式。我相信，美国对民主价值的垄断不仅会被中国民主事业打破，也会被其他在全球发展中发挥“火车头”作用的国家打破。在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各种民主制度会融合互鉴，形成多元民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高文勇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教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基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和。这是一种摒弃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新路径。中国的历史血脉里没有殖民或侵略别国的基因。中国想向世界表明，其对外主张并不是谋求世界的中国化，而是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我们更加坚定地践行国际组织改革，践行全球南方的成功倡议，推动以多边主义为引领，推进对于全球不同民主形式和民主经验的探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上。”我认为这是一种霸权主义逻辑。所有国家都应有机会坐在国际谈判桌上，全球南方提供的“菜单”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公正与和平的世界。
光明日报记者 蔺紫鸥、王妤心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