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出自孔子之口，见于《孔子家语》和《礼记》中的《礼运》篇。孔子回望历史，认真研究“先王之道”，深刻反思现实，形成了他的这一社会理想。在《孔子家语》的记载中，孔子对弟子子游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

　　孔子时代，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时代是一个“有道”之世，那时，人们以天下为公。所谓“背私为公”，“公”可理解为“共”，指人们的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天下为公，是人们都修为自己的公德心，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应休戚与共，协同一致，强调要有明确的“社会性”意识，努力做一个“成人”，做“大人”“君子”。所以孔子主张扶危济困，互相关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害人，弱肉强食。

　　中国文化以孝悌为根本，强调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中国哲学可视为关于“家”的哲学，以家为本位，由家而国，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孔子主张由孝、悌培养爱、敬，把孝与悌看成“人之本”，把爱与敬看成“政之本”。人们由家庭走向社会，中国思想便打通了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把父母对于子女的自然情感进行社会化应用与理解，产生了家国一体的观念。这是中国“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理想追求的认知基础。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孔子还简洁表述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整理的《尚书》中就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说法，诸子百家也大都重视公义，早期典籍有诸如“公者明”“无私者正”“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公生明，偏生暗”之类的表述。孔子的这一社会理想影响很大，历史上这样的类似表述不胜枚举。孟子的“民贵君轻”学说，以及后来“公天下”的主张也都源自孔子。唐代有人说“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大同”崇尚和合，求同存异，这样才能涵摄去取、中和位育。

　　宋明理学发展到明代中晚期，王阳明创立的心学体系逐渐风靡社会。王阳明也对天下为公做过论述。《大学》开篇揭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谓《大学》三条目。王阳明就是从这里展开了对天下为公的论述。王阳明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既然有大人，就有相对应的小人。两者之别在何处?他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能够认识到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一家的人是为大人，而迷惑于外表上的不同而分别你我的人是为小人。

　　将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融化为一体的是人的良知，即仁。人是有良知的，不论人的具体差别有多么大，良知潜藏在人心中，你看到有小孩子误跌入井中，必生出恻隐之心，你听见鸟兽发出哀鸣，必有不忍之心。良知是人人都有的，但或露或隐，大人能够体会到万物一体、天下一家，是因为能去其私欲，而小人则为私欲蒙蔽，倘若能够扼制私欲，也能成为大人。因此王阳明倡导要“致良知”，要“明明德”，要持之以恒为善去恶。天地万物本为一体，都具有良知、具有仁心，将此仁心落实，则进入到“亲民”的层次，由一己之仁推及家人，由家人之仁推及社会，由社会之仁推及天下万物，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天下大同的宏伟理想，臻于至善的境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是中华文化道德精神的根脉，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一以贯之，由此影响了数千年中国历史的进程，铺染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生命底色。明末思想家说“天下非一家之私”，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凝聚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道德要求，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近代，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康有为《大同书》提出建立“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世界;孙中山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即“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钱穆曾说：“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义’的，亦即‘世界主义’的。”

　　虽然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有不同的诠释，但其包含的仁爱精神、和平精神、平等精神却是不变的，历久而弥新。

　杨朝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