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和合文化”
“和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首先是追求“和”的价值至上，即“和为贵”（《论语·学而》）；其次是强调“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即要尊重客观差异，寻求保持各个主体独立性的同时发挥各自所长、融合共生的理想途径；最后是重视“和平、和睦、和谐”，由个人修身延伸至社会关系、国家治理及国际关系等层面。
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人民崇尚“和睦”。中国人民习惯于“和”式社会互动，追求和谐、避免冲突成为根植于文化的内在特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人民遵循“先人而后己”的宽和处世之道，努力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中国人民也崇尚谦让求和。商代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寒山拾得（和合二仙）的历史传说，清朝桐城宰相张英六尺巷的故事，都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礼让求和的精神。
处理社会关系方面，中华文化崇尚“和谐”。“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即先要把家庭与宗族治理好，使之相亲相爱，和睦相处；进而追求百姓平顺、社会平稳和谐以及万邦协和等。“和谐”指导着国内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关系协作，国家秉行“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让德行仁政惠及更多的民众。
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中华民族追求“和平”。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墨子·兼爱中》）的理念，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的告诫。中华民族世代相传“化干戈为玉帛”（《淮南子·原道训》）、“睦邻友邦”（宋·吴自牧《梦粱录·山川神》），追求“天下大同”（《礼记·礼运》）的理想。
与中华传统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更重视竞争至上和冲突关系假定。古希腊神话中贯穿着神与人的斗争与对立，中世纪基督教曾宣扬神与魔鬼的对立。“亚伯拉罕诸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只信奉一个至上神或主神，将其他信仰视为异端。
中华文化的和平基因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学派推崇的竞争式的零和博弈思维，承继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尊重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差异性的传统，倡导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合作共赢的和合价值理念。在经历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和合文化”已不仅适用于处理国家内部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阶层关系，也成为中国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思想源泉和价值遵循。
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经验：国强尚和，国霸必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不仅存在于思想文化传统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实践传统中。中华民族历史经验积累的主要政治传统是“国强尚和”，而不是“国强必霸”。
和平发展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中。春秋鼎盛时期，盟会从传统的诸侯国之间互相兼并、党同伐异的军事联盟转变为消除纷争、团结诸侯国的纽带。齐桓公以“尊王攘夷”号召诸侯，主持的盟会中影响最大的是“葵丘之盟”（《左传·僖公九年》），晋文公也号召诸侯“盟于践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一时期战争次数大大减少，社会呈和平景象。唐朝与吐蕃王朝建立“和亲”关系，实现长期密切的和平交流。公元1005年，北宋和辽国双方在权衡军事行动的利弊得失后，缔结了澶渊之盟。在之后的120余年里，两国除了裁军示信、相互尊重外，国内有大事或有征讨战事，都要遣使互相通知，对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中华民族血脉里并无称王称霸的基因。在国力强盛时期，只要周边政权不侵犯核心利益，中原王朝的对外政策都以宽和为主。历史上的朝鲜、越南等朝贡国家都有自己完整的国家机构，中原王朝不干涉其内政，不兼并其领土，更不存在剥削关系，以至于个别时期中原王朝因对朝贡国家的赏赐负担过重而限制朝贡的次数和规模。
中华民族的对外政策历来重视和平交往与合作。明朝郑和下西洋并未倚仗军队进行军事占领和不平等贸易，而是真正的和平交流之旅。然而一些欧洲国家大航海后开启了掠夺美洲、亚洲和非洲各国的殖民扩张以及对外战争。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传统中，战争是攫取领土、资源、人口和财富，实现国际霸权的方式。西方国家这种靠争霸、殖民和战争获得发展的旧道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坚决摒弃依靠侵略和扩张寻求发展的霸权道路。
和平发展道路引领中国未来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依据时代发展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是贯穿新中国外交的主题词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毛泽东同志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该论断也应用于新中国成立后对国家主权维护的斗争中，包括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国际关系处理上，中国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指导原则处理国际争端，阐述了“中国永不称霸”的誓言。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了对和平与发展的认识，认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在国家关系处理中着眼综合安全，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发展观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提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着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原则和底线，即“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不同的国家因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会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模式，在国家竞争中也会有不同的对外政策取向。中国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依靠的不是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更不会通过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在各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追求和平的目标和维持和平的状态也是有底线和原则的，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创了大国外交新局面。这既是中国共产党赓续和平基因，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中国社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