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制度的传入

教授治校自西方传来，在1910年代开始于中国高校实施，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有30多年的历史。但实行不代表能够实现，教授治校在中国推行的30多年间，也遭遇了许多问题。简单来说，教授治校并非是教授对学校的每一件事都直接管理，而是根据规章制度，在高校内建立起独立于校长、教务长之类的行政领导之外的管理体系。一般来说国立大学以建立教授会与评议会作为教授管理学校事务的机构，私立学校由于其资金来源于民间而非政府，故教授治校制度并未推行下去。

1910年代是中国“教授治校”的初创时期，1912年，北京政府正式颁布《大学令》，给予了“教授治校”以合法权利。这一时段中国高校数量极少，教授治学理念虽传至中国但并未广泛传播，推行此制度的学校更是少之又少。直至1920年代，随着中国高校数量的不断扩张，这一时期也成为教授治校最为关键的“高潮时期”。当时正值南北战争时期，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与控制十分松散，教授在校内的话语权得以迅速扩张。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引入教授治校制度，东大以美国为蓝本，将美国大学内的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等组织引入校内。教授会的建立，形成了对原有高校权力体系的分割，教授不再仅有教书研究的权力，而在学校行政事务与学术事务方面拥有决策权与管理权。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以武力为后盾，逐渐实现对全国的掌控。高校教育关乎国家人才的培养，也成为国民政府加强管控的重要场所。为推行党化教育与加强对高校的掌控，政府推行一系列法令，企图从组织、思想、管理等各方面对大学实现全面掌控。尽管在各种原因下，国府直至1949年败退台湾时依旧未能实现对高校的全面掌控，但像1920年代那般宽松的高校环境已不再。高校行政化趋势不断加强，校长及其掌控的行政体系再度成为高校内的主导性力量，教授治校制度被不断压制，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都未能得以恢复。

教授治校的代表性大学

教授治校虽未能坚持下去，但多多少少在国内各高校被推行过，其中也有推行较好的高校。今天谈起中国高校，首当其冲的一定是清华北大两所高校。事实上，在民国时期，这两所高校同样是中国高校界的领头羊，在推行教授治校制度层面十分突出。其中，又以北大最为突出。

北大在蔡元培的长期主导下，将德国大学模式引入国内，他在北大创建评议会与各学科的教授会，教授对北大拥有极高的话语权。与东大不同，北大并未引入董事会，前者引入董事会是为筹集财政资金，北大则不需考虑这种问题。根据北大制定的《评议会规则》，评议会是北大推行教授治校的核心机构，凡是北大校内的重大事务，没有评议会的通过则无法推行。

以1917年第一届北大评议会为例，这一届评议会的会员共有19人，包括校长蔡元培、文理法工四科学长以及四科的教授代表，陈独秀、胡适等为今人熟知的名人都包含在内。由于评议会人数过少，不能满足教授治校的要求，故蔡元培决定在各科内再度设立学科教授会，让各科的教授都能参与到本专业的建设中来。可以说，在教授治校理念刚刚传入到中国时，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将其实施的十分全面，效果也十分明显。蔡元培卸任后，新任校长蒋梦麟继续坚持蔡元培的理念，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

1930年代后，教授治校由于政府的介入而不断被压制，但这并非意味着教授治校的失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即是教授治校的另一典范。1938年西南联大颁布《教授会组织大纲》，宣布成立“教授会”，作为联大重大关键事务的决定机构。据统计，在联大存在的近八年时间内，联大共召开32次教授会议，从学校建设、师生权益、科研发展等各方面提出种种建议。

此外，联大为贯彻教授治校制度，还对国府的党化教育予以坚决抵制。当时的教育部由陈立夫担任，陈长期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对加强党务事业十分上心，他借教育部长一职在各大学内推行党化教育。为此，西南联大掀起抵制教育部党化教育的浪潮，借以表达教授治校的勇气与决心。他们拒绝在校内推行所谓的党务教育课，也拒绝提交毫无特色的统一的教学大纲，依旧决定各科教师自行决定教课内容。此外，由于战争的爆发，战后通货膨胀现象十分严重，联大教师连生活都无法保障，为此联大教授向教育部发起多次抗议浪潮，以文人的骨气向强权发起冲击。

当然，西南联大能够得以保持住教授治校的制度不受过多冲击，与其超然的地位有密切联系。北大清华南开本就是国内高校的领头羊，无论在声望还是政府人脉方面，都有相当丰富的资源，这使联大在高校体系中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加之联大实际负责人梅贻琦始终对国府的党化教育极度反感，并竭力将其从学校中去除，国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也只得无奈接受这个现实。 

教授治校的效果与结局

教授治校无疑是推动高校去行政化以及高校民主化的关键一步，作为高校最为核心的主体力量，教授是高等教育与科研进步的推动主体。唯有确保教授在学校中能够获得有力的话语权，才能使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推动教育与科研发展，使其不受过多行政力量的干扰。毫无疑问，在民国时期的大学，像北大、清华、东大这样的顶尖高校，在蔡元培、梅贻琦这样的优秀教育家的领导下，能够将教授治校制度推行下去。有效地调动了教授治学教育的积极性与参与学校事务的热情，也有效地维护了知识分子的尊严与脸面，真正为实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提供确切保障。

问题在于，民国时期的大学虽数量不断增加，但质量却并未保持同步增长，大量高校连基本的教育资金都没有，更何况是所谓的教授独立治校。况且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其校长往往是国内顶尖知识分子，其影响力足可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加之诸多政府内任职的校友，使其能相对超脱于一般高校体系之外，教授治校制度也能够推行下去。但大多数学校既无资金又无人脉，面对政府的高压与渗透，教授的权力只能是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教授治校并非没有缺点，教授在成为权力拥有者的同时，也缺乏对其监督的权力。而且由于各专业特色不同，不同专业的教授在一起讨论学校事务，必然会导致各说各话，都希望自己学科获得有限的资金支持，使学校的决断效率十分低下，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学校发展。至1949年，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高校建设也进入全新的阶段，教授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宣告结束。

高校去行政化直至今天依旧是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如何使学校的主体力量教师拥有管理学校的权力与能力，是高校民主化的关键命题。民国的教授治校制度，虽然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般完善，但几十年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还是能提供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