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学生学什么？
从传统教材的类型来看，既有大学教育的《四书》《五经》，也有作为启蒙教材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材的形态也多种多样，既有刻在石头上的石经，也有竹简、帛书、纸质书；既有官学中使用的教材，也有书院、私塾使用的教材；传统教材的编撰既有一以贯之的原则，即以儒家经籍为主体，也体现了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古代教材的内容深受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影响，也与不同时期的文教政策、人才选拔制度紧密相关。
中国比较完善的学校制度始于西周，西周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但现有文献并未留传下相应的教材，只在《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十五篇。”这是中国教育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教材，可惜今已失传。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私学，述而不作，删《诗》《书》，定《礼》《乐》，序《易》，修《春秋》，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理想溶入此六部经典之中，史称“六经”，后经子夏、荀子等儒学大师的传播，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学校长期使用的教材。事实上，孔子虽重礼、乐之教，但关于其是否把前人传下来的文献典册进行考订编撰，将之变为“可得而述”的儒家经籍并作为教材，史界并未有定论。
到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儒家五经（《乐经》此时已失传）占据了博士官学的全部位置。汉元帝时，明确表示只有五经才是“正术”，其他学术则为不足以留意的“小辩”“小道”。为保持儒学在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汉儒对其他学术和技艺予以贬低和排斥。终汉一代，《五经》及相关传记（广义上还包括《论语》《孝经》)成为官立太学的唯一教材。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刊正经书文字，召集诸儒正定今文经及《公羊传》《论语》，并用隶书刻碑于太学门外，为天下教材之准则，史称《熹平石经》。
至唐代，学校课程仍以儒经为主，唐初规定官学教材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成为唐代士人修习儒家经典的范本注释。后五经演变成九经，即《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此九经与《论语》《孝经》《尔雅》构成了唐代官学的教材体系。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将此12部经典刻于石碑，史称《开成石经》，作为官方统一的教材。唐代的文教政策有别于汉代的儒学独尊，统治者在重振儒学的基础上，对其他学术及专科教育也不排斥，在中央及地方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其教学计划也很具体和规范。例如中央设立书学、算学、律学、医学、崇玄学等，以培养专业人才，极大丰富了唐代官学教材的内容。
到宋代，虽然教材仍未脱离儒家经学传统，但是在解释经书以及教材的选编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欧阳修对唐代的《九经正义》提出批评，认为这部统编教材“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王安石创荆公新学，另解经义，亲自撰写《周官新义》，与其子王雱与学生吕惠卿所撰《毛诗义》《尚书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颁于学校，作为官学的法定教材并用以取士。北宋末年，蔡京主持太学改革，取消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以及《仪礼》的教学，要求学生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学一经，兼习《论语》和《孟子》。
南宋学术开始由经学向理学转变，《孟子》一书的地位得到提升，并与《论语》及《大学》《中庸》合称《四书》，用朱熹的话说：“《四子》，《六经》之阶梯。”将《四书》并行，是古代教材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熹认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以理学思想编撰了《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南宋之后官学与书院的主要教材。元皇庆二年（1313），明令科举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此后，体现程朱理学思想的《四书》《五经》逐渐取代了汉唐经学在教材中的地位。
明初，文学家解缙上书明太祖，建议以关闽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随事类别，勒成一经，由此开启了官修理学教材之端。永乐年间，在明成祖亲自主持下，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将此三部大全颁于六部、两京国子监和天下郡县学，标志着程朱理学教材体系的形成。
朱熹对古代教材的贡献还体现在蒙书上。南宋之前，蒙学教材已有很多，大多是识字类教材，少部分是知识类教材。朱熹从经传史籍中采集有关忠君、孝亲、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道德教育类教材，广为流传。明清两代，出现了一批由《小学》发展而来的蒙书，被称为“类《小学》”教材，如陈选的《小学句读》（即《小学集注》）《小学俗讲》、吕坤的《小学释》、黄佐的《小学古训》等。到封建社会后期，对童蒙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已成为主流。
清初，汉学复兴，经学复古，讲说经书多主张实证，不主张空谈义理，一批考据学者对经学典籍进行诠释阐明、训诂名物，为改正教材错字，改善教材版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政府命在国子监刊立石经，以蒋衡所书《十三经》为底本刻石，称为“乾隆石经”，并以墨拓本颁行各省，确立了《十三经》的标准本。
总的来说，古代教材包括大学教材、专科学校教材、蒙学教材等类型，虽然有一些改革，但从“六艺”到“五经”再到“四书”，教材编撰始终坚持以儒家经籍为主体、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原则，即使偶有一些科技类教材的出现，也未动摇这一根本。
二、古代教材什么样？
其一，古代教材大多是原典材料。古代学校没有现代的年级、学科、课目、单元、课文之分，其教材就是经典著作，从其实际应用看，更像是学材，即学生学习的材料，这是与传统教学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传统学校教学大多是个别教学，注重学生自学、教师只起答疑、启发之功。朱熹认为，为学是学生自己的事，“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在于“示始正终”，用自己的治学经验来指导学生的学习。
其二，中国古代教材内容以人文教育为主。这固然与传统社会知识体系、认识水平有关，但更主要是受到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儒家主张德上艺下、重道轻器、重人文轻自然与技术，孔子在谈及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关系时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所编的“六经”涵盖了道德观念、语言文学、社会政治和哲学历史，是以道德义理为主体的人文文化。这种人文教育不仅为古代学校教学内容奠定了基础，还为教材编撰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教材要关注人性的涵养、人伦的教化，要关注社会与人生的哲理。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教育家中，几乎没有脱离政治、脱离社会、脱离道德而单纯讲授知识的。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强调以“道”为核心。即使是批判理学、倡导实学的清初教育家颜元也明确提出，“学所以明伦耳”。古代学校以道德教育为主，德育中又以儒家纲常伦理教育为主，其教材也与“德上艺下”的价值观一致。
其三，古代教材受文教政策与选士制度影响非常明显。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使儒家五经占据了博士官学的全部位置，其他学派的思想只能在民间私学教学。在人才选拔方面，汉代也以儒术、策问定高下，所谓“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汉代太学传经，需严守师法家法，师法即师承关系，代代直系相传，家法即学术流派，侧重于传经内容。一些有造诣的经师创立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体现在形式上即为“章句”，这些“章句”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经学教材。由于师法、家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教学与考试过程中，师法、家法之争无法避免。统治者曾数次致力于经学的统一，东汉灵帝时的《熹平石经》就是为了统一经学内容而立，也标志着汉代官方权威经学教材的确立。唐代推行“重振儒术、兼容佛道”的文教政策，在人才选拔上采取科举考试制度，设置了几十种科目，不仅有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秀才、进士、明经科，还开设了明法、明算、明字等科目，甚至开设了道举科目。宋代文教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重文轻武、尊孔崇儒，培养和选拔人才的目标和标准皆以文行为贵，形成了新的义理之学。虽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仍没有离开五经，但其方式由死记硬背经文注疏转向阐述儒家经典义理。如王安石变法时曾停止在进士科中试诗赋、帖经、墨义，改试经义、策论。科举内容与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了学校的教材，出现了一批体现“宋学”特征的经学教材。明清两代，文教政策上推崇程朱理学，科举考试也明确规定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且以程朱学理学派的注疏为标准。
其四，古代教材受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影响至深。虽然经学作为古代教材的主体地位自汉以后一直未变，但随着时代发展、学术变迁，解释经学的注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汉代学校使用的《五经》教材，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派别的不同。今文经学微言大义，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一直占据博士官学的正统地位。古文经学派则竭力为古文经争得合法席位，到东汉末年，古文经学逐渐受到推崇，王肃所注《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以及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皆列于学官。宋代教材反映了宋代学术的发展轨迹。北宋初期，汉唐的传统经学在教材中还有一定地位，后来理学崛起，用理学思想诠释经书逐渐占据了教材的主体地位，南宋以后逐渐理学化。清代乾嘉考据学派认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与天命，无补于国事，也无补于治学。以戴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训诂考证，“实事求是，不偏重一家”，既与宋学彻底分离，但又不同于旧汉学。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之制数。”经学上这一系列变化，虽对官学正统教材影响不大，但在民间书院中，其教学内容的演变却清晰可见。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教育史，给后人留下了宝贵文化遗产，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古代教材，虽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读书人头脑，阻碍了科学文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古代教材，我们应批判地吸收，从中发掘民族文化的活力，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