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监当官的性质及种类 

宋代的监当官数量众多，这与宋代官方的财经设施繁多直接相关。《宋史·职官七》载：

监当官，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岁终课其额之登耗以为举刺。凡课利所入，日具数以申于州。（〔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三五《职官部·监当官》引《四朝志》、元富大用等《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一四《路官部遗》引《哲宗正史职官志》均作“监当官，掌场务库藏出纳之事”，无“茶盐酒税”之限定，有其合理性）

此处讲得很不周全，实际设监当官的机构还有很多。可以说，在官营生产机构，官营金融机构，官方重要的征收钱财、储藏钱财和支用钱财的处所，往往设有相应的场、务、院、监、仓、库，这些机构都由朝廷委任的具体监当官掌管。这种情况是前代没有的。
       宋代有数量众多的官营农牧业手工业生产机构：官庄、屯田务、营田务、牧声马场、文思院、都作坊、坑冶场监务，这些机构的长官都是监当官。二，宋朝的官营金融机构：榷货务、市易、抵当务（当铺）、交子务、会子务、钱引务、抄纸务、铸钱监，它们的长官也都是监当官。三，宋朝有许多官营商业机构：市易务、堆垛场、石炭场等，它们的长官也是监当官。四，宋朝漕运发达，与之相关的造船场、转般仓的长官，也是监当官。此外，宋朝从京师到地方，官方都经营房地产，于是设置许多楼店务（店宅务）、砖瓦窖等，其长官也是监当官。宋代商业兴盛，官方财政依赖商税，征收商税的场务遍布全国，而场务的长官也是监当官的一种。宋朝禁榷兴盛，官方财政也依赖禁榷收入，官方设置的盐场、酒务、茶场、矾坊遍布全国，这些场务的长官也是监当官。还有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务、负责与辽金西夏蒙古贸易的榷场，官方设置的各种大的库藏仓场等，其长官一般属监当官。当然，这些监当官具体称呼各异，通常为某场某务监官，或监某场某务等。
        监当官负责的既然是财经事务，其考核就与其他官员有所不同。监当官的考核往往是有明确量化标准的。其中禁榷和税收方面的监当官，都是有收入钱财数额的，特别是酒场和商税税务，都是有定额的。生产单位的监当官都用产量考核，如铸钱监有每年铸造钱币的数额、坑冶场有每年产矿的定额等。监当官的定额有长期的，称“祖额”，有近阶段的，称“递年”，还有用于横向比较的，称“比较额”。官方对是否完成定额十分重视，直接同官员的升黜奖惩挂钩。
       设监当官的机构往往具有相当规模。如官作坊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名工匠，特别是生产军器的作坊更是分工明确、工种齐全。每个铸钱监一般也有数百人。酒务、造船场、楼店务一般也有上百名工匠和工人。每个收税机构、禁榷机构，每年收入的钱财少则数万贯，多则数十万贯。设监当官的机构既多，监当官的数量也就大，全宋监当官的总数当时无人统计，算下来应有数千员。监当官对当时国家的贡献是显著的，朝廷的建筑、礼器、皇宫享用的服饰等，往往是由监当官的机构提供的。前线需要的粮食、马匹、武器中有不少是由监当官的机构生产的。甚至可以讲，朝廷花的钱，有约半数是经过监当官之手获得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衣食住行，样样离不开监当官的努力。百姓的生活也与监当官息息相关。 

二、监当官的辛劳与被人轻视

监当官既有文臣，也有武臣。监当官是一种差遣官，与官员的本官阶不同，是与实际执掌联系的。差遣官也是有高低贵贱的，监当官是较低贱的、被人轻视的。
        监当官被人看不起，首先是因为监当差遣是最低级的差遣。就地方官差遣而言，宋朝官方将其区分为两类，即亲民官和理务官，而理务官就是监当官。官方明文规定：监当官作二任，有足够多的长官推荐，才能升亲民官。说到官小，人们往往联想到一句话，即“小小七品芝麻官”，即县令。监当官通常比县令还要低，往往是八品、九品。也就是说，大多数监当官要想升为县令，还要经过数年的持续努力才有希望。文臣最低的是选人，武臣最低的是小使臣，多数监当官是这两种人。当然，监当官中也有品阶较高的，那就是监管重要机构的监当官，如京师左藏库、京师都商院、京师榷货务等，这毕竟是少数。还有一类监当官品阶较高，那就是因犯有过失被罚降级使用做监当官的。
        同样是差遣，在官阶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在当时人心目中，做监当官也往往不如担任其他差遣者。宋朝重文，馆阁官被认为是国家储存人才之地。台谏官有上书或上朝议政的机会，有展示个人才华的机会，容易得到皇帝的赏识。所以，品阶较低的文臣都希望做这两种官（指基层的校勘、正字、检法官等）。武臣以担任阁职为荣，而要想得到阁职，除上前线获取战功外，在京师任职也是重要渠道。下级文臣还愿给高官做幕僚，这样可以较早地经营人脉，编织出有利升迁的关系网。相比之下，很少有人愿做监当官。监当官远离政治中心，工作内容繁杂辛苦，得到迅速提升的机会很少。特别是京师以外的监当官，或隶属于县，或隶属于州，往往还身居穷乡僻壤、公务繁杂缠身，官员们大多不乐充任。
        如前所述，设监当官的机构是场、务、监、仓、库等，其具体负责的事务形形色色。既然是在基层，那么往往是较为艰苦的。例如，酒务的监官就难免要到造酒的酒坊和卖酒的酒店巡察，同浑身酒糟气的造酒工匠打交道。苏辙受哥哥苏轼乌台诗案的影响，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监当官）。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栾城集》九集卷二四《东轩记》）又于诗中咏道：“微官终日守糟缸，风雨凄凉夜渡江。”（《栾城集》卷一〇《雨中宿酒务》）“朝蒙曲尘居，夜傍糟床卧。鼻香黍麦熟，眼乱瓶罂过。”（《栾城集》卷一〇《饮酒过量肺疾复作》）元丰七年（1084），苏轼被解除编管，调汝州任职，途经筠州，想与苏辙同游真如，不料苏辙公务缠身，苏轼在诗中写道：“宁知是官身，糟曲困熏煮。”（《东坡集》卷一三《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铸钱监的监官则同铜、锡、铅打交道，要到脏兮兮的铸钱作坊中巡视，接近熔炉、沙模。苏轼友人王颐被任命为建州钱监监官，苏轼写诗送别他，其中讲：“河车挽水灌脑黑，丹砂伏火入颊红”“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锡与铜。”诗文虽美，工作之艰苦可以想见。坑冶、铸钱方面的监当官，工作地点偏远，服役的人除工匠、兵士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罪犯，担任此种监当官，除辛苦外，还有一定程度的安全风险。养马监一般设在气候寒冷的荒野地区，远离都市，做马监的监官整天同马、兽医、牧民打交道，想来也不是轻松的差事。试想就大多数读书人来说，这类职务是多么不容易适应。

宋朝还流行一种做法，即处罚犯有过错的官员，让他们去担任监当官。这些人的官阶较高，通常一段时间后就会重新被提拔。这批人的加入改变了监当官的构成。但是，做监当官成为一种惩罚，这更使人轻贱监当官。

三、不弃冗散，积极有为 

监当官虽然卑微，但却有不少人在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例如，韩琦参加科举考试，得了较高的名次，人们本以为他由此可以得到好的差遣，进而飞黄腾达，不想他却被安排做监当官，当然，他是受到照顾的，被任命为京城内的监左藏库。一般科举中得到较高名次的人，对这种安排是可以提出异议的，韩琦却安然接受。赴任后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件事。皇帝常常派宦官来左藏库取走钱财、宝物，有时只凭白条，文书上不加盖印章，韩琦就拒绝支付，因此得罪了不少宦官。在韩琦的执意要求下，恢复了专门管理皇宫从左藏库提取钱物的官司——合同凭由司，杜绝了凭白条取钱物的现象，堵住了钱财流失的漏洞。按当时规定，左藏库收受金银等贵重物品，必须有宦官监视。宦官常常因故迟迟不来，上缴物品的人就只好一天天等待，使不少事情被耽搁。韩琦为此专门写了奏折，请求取消宦官监视收纳的制度，得到批准，从而去除了收纳贵重物品方面的一个大弊病。受灾地区往往不能按时缴纳税输，所缴税物质量较差，韩琦拟出对灾区赋税放宽要求的方案，缓和了官民矛盾，事实上减少了国家与百姓两方面的损失（参《宋名臣言行录》、宋张镃《仕学规范》卷二二《涖官》）。监交子务是普通监当官，因级别低，通常不参与纸币发行的重大决策。但北宋仁宗时期却发生了一次例外事件。当时交子发行时间不长，却出现了严重的假钞泛滥的现象，这使宋仁宗很恼火，下令大臣开会讨论是否停止发行的事。发行交子是个新鲜事，人们都没有经验，于是大臣的意见多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于是久议不决。这时，有大臣转述了监交子务孙甫的话：“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有犯私铸，铸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宋史·孙甫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九、《琬琰集》中集卷七欧阳修《孙待制甫墓志铭》《元丰类稿》卷四七《行状》）这番话讲得有说服力，被当权者接受，于是交子得以继续发行。铁钱监是最脏最苦的地方，做铁钱监监官是文臣们不乐意接受的。但有位名叫舒彦升的人却先后做了同安监、汉阳监两铁钱监的监官，共做了十年。舒彦升对这种安排没有过多埋怨，而是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这两钱监铸的铁钱光洁完整，质量上乘，同时又降低了成本。他制订的工作程序和规章制度，得到朝廷赞扬，被后任们继承（参叶适《水心集》卷二二《舒彦升墓志铭》）。

被贬做监当官，是一种不幸的遭遇。但其中有些人并没有因此而沉沦，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卑贱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刘挚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官，自监察御史里行外任监衡州盐仓。他并没有因被贬而垂头丧气，而是努力完成新的使命。他很快发现本仓官吏与运盐官吏互相勾结，往盐里掺入杂物，窃取所馀盐，偷卖牟利，从而坑害买盐者，同时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刘挚很快就拟定出防范措施，制止了犯罪行为，使衡州盐仓的盐变得洁白无杂质。百姓高兴地称这种高质量的盐为“学士盐”，以表示赞扬刘挚付出的努力（参《宋史·刘挚传》）。傅尧俞在担任了同知谏院、盐铁副使、知江宁府等要职后，改任知徐州。他在知徐州任上遇到一件意外事：一个落拓文人利用天象私下散布反对朝廷的言论，朝廷追究傅尧俞失察之罪，将他贬为监卫州黎阳仓草场。卫州知州到黎阳巡视，看到迎接他的下属中有傅尧俞，颇惊讶，赶忙下令说：“傅大人是贵人，他的仓草场事务一律由本县官员代他打理，傅大人不必每天上岗。”但是傅尧俞拒绝了知州的美意，他说：“居其官不可以不尽其责。”此后，他每天按时到岗，不管刮风下雨，从不缺勤，从不懈怠，做好仓草场监官应做的各种工作。后来，皇帝认识到对傅尧俞的惩处过重，看到他在仓草场监官任上成绩优秀，重又把他调回京城，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当然，监当官中也不乏贪官污吏，特别是收税的监当官中，这种人颇为不少。有些收商税的税场监官，纵容手下人敲骨吸髓般地压榨勒索过往商人和百姓，人们把他们把持的税场称为“法场”（即行刑之所）。有些收粮税的仓库监官，大斗进小斗出，引起百姓的痛恨。这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是在所难免甚至是必然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