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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求真务实的朴素学风

发稿时间:2021-08-06 11:4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陈生玺

       郑天挺是我国五四时期造就的老一代史学家代表之一,他继承了清代朴学严谨治学的朴素作风、深厚的古文献基础和五四以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研究精神,所以他的史学成就具有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史的时代特色。

  求真务实

  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是求得它的真实。只有真实对我们现在才有用。郑天挺曾多次讲“研究历史要求真、求用。首先是求真,然后才能求用,要求真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就涉及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求真,这一点清乾嘉学派对我国的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出现了一批对中国古代有深入研究的经史学家和文字学专家。他们一方面解决了古代一些学术疑难问题,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些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考证方法,这些考证方法强调要认真读懂古书。

  要读懂古书,必须懂得古音。清代考据学大家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莫不皆然。”(顾炎武《答李之德书》)因为古代的文字与现代不同,要认识古字的本意,必须知道它的读音,因为同一字,读音不同,其意不同,所谓“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惠栋《九经古义序》)。这就是说,要读懂古书,必须懂得文字学和音韵学。其次,还要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与地理沿革等事,进行互证,证明至少要有本证和旁证两条,本证就是自身证明,旁证必须采自他书,才能成立。孤证必须存疑。郑天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受业于声韵训诂学大家钱玄同。他曾说,他们当时读书,一本《尔雅》、一本《广韵》、一本《说文》,经常翻阅,读古文则是《文选》。所以,他在古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有深厚的基础,对一些历史疑难问题,大多是用这种考证方法研究成的。例如,他关于西藏研究的论文《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就是用古文字学、音韵学、地理沿革相互对证,证明了《新唐书》上的发羌即吐蕃的先世,远在隋唐以前的东汉时期就与中原有了交往。研究历史,尤其是古史离不开考证,只有经过考证,才能求得历史的真实,只有真实的东西,对人们的认识才有用,所以有用是以真实为前提的。不真实的东西,不但没有用,还会起相反的作用。

  关于求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则是于国计民生有用,治世安民有用。郑天挺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撰写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清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一系列论文,都是为了考察历史的真实,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所以,他的考证不是钻故纸堆、脱离现实的为学术而学术。所以对于用,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衡量,要符合客观发展规律。今天,我们应该继承他这一优良学风和学术遗产,加强对古文献方面的学习。这就是说我们做事,除了有良好的愿望,还要有很好的技能。

  重视史科

  新中国成立以前,郑天挺被称为“史料派”,这当然是片面不正确的,但他重视史科却是事实。史料就是研究历史的原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怎么能做成饭呢?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只能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材料,有文字的,有实物的。郑天挺曾说:“我们研究历史,是根据事实,事实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依据史料而知道事实。”因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客观存在是不能任意制造的,所以要知道事实,必须依据史料,不能凭主观想象。对于史料,他强调要详尽地占有史科,每一条史料只是一个事件的片段,要研究一个历史事件,了解它的历史全貌,必须详尽地占有资料,包括正面的、反面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占有更多的资料,尤其要重视新发现的资料,然后才能从这些资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郑天挺曾多次讲,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作判断时要“字字有根据,处处有来历”。材料少了,“孤证”只能存疑,绝不能只找合乎自己愿望的材料。他认为,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史料只是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历史事件分散的、片断的甚至是重复的资料,只有对资料进行科学提炼、分析、组织,才能成为历史。所以,他特别强调对资料要广泛联系和深入分析,广泛联系就是对史料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如时代背景、典章制度,上下左右都要说得通,没有矛盾,因为历史事件是彼此有内在联系的,不能这一方面说得通,那一方面却说不通,说不通的硬要说通,就容易穿凿附会。这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为了坚持己见,对于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就任意解释,只选取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对相反的材料不用或者视而不见。由此可见,在历史研究中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上,也要下大功夫。

  对于占有史料的问题,他曾说,历史上有些死结问题,由于史料不足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前人已经纠缠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现在人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就不要盲目去做,以免浪费精力而无所得。这一点很有现实意义,有些初学历史的人,不了解这种情况,总想通过做这些问题而一鸣惊人,提出某些主观设想去找史料,这实际上是不可取的。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客观过程,原因在前,结果在后,我们研究某一历史事件时,也要先从起因入手,一步一步往下深究,最后达到结果,绝不能颠倒因果关系。对于这个问题郑天挺认为,历史研究和自然、技术科学研究一样,也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因果关系不能颠倒;时间先后不能错乱;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这三条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极为重要。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又因不可重复,给人们的主观推断留下很大的空间,往往有人会用结果来说明原因,或者以结果为前提来找寻适合于结果的原因,叙述历史,好像历史的发展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这种观点就是以今律古,用结果来附会原因,颠倒了因果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宿命论,割裂了历史的全貌。这种现象是我们当前历史研究中必须警惕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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